网友提问：
中国的夏朝是神话，还是历史？
优质回答：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上古之时，天子无国而拥有天下，诸侯有国，但也只是替天行道，名义上也只是受天子的委托，代管诸侯国的土地而已。
上古礼制有云“五十韶华赴朝歌，八百诸侯拜灵山”。
上古之时，天子将诸侯国分为四等，即公丶侯丶伯丶子。(上古之时，没有南爵)。朝歌也只设八百个诸侯国，然后将八百诸侯国分为四方，每一方提拔一个诸侯国代天子管理该方位的各个诸侯国，这就是所谓的“方伯”。
除了诸侯国以外，古代还有很多实力不逊于诸侯国的部族，其君王被称为“君长”。
一旦有诸侯违反天子的法令，朝歌就会取缔该诸侯的封国，将其国降格为部族，犯错的诸侯也将被降格为“君长”。而空下来的诸侯国编制，也将由天子中意的部族来填补，该部族的君长，也将会被封为诸侯。
总而言之，朝歌下辖的诸侯国，永远只有八百个，但是历史上出现过的诸侯国则有几千个。
大禹登上天子位后，大禹赐给公子启一个诸侯国，称之为夏国。大禹赐给夏国一个王城，称之为“启封城”。
大禹归天后，公子启夺得天下，公子启沿用“夏”作为朝号，公子启仍以启封城为国都。
夏朝祭天之地位于今天的嵩山，夏朝祭天的行宫就位于今天的嵩山之下，估计可能就是“二里头”文化遗存。
夏朝灭亡后，启封城的名称一直沿用，直至汉景帝登基时才改名。因为汉景帝的名字是“刘启”，启封城犯了汉天子的名讳，于汉天子下令，将“启封”改名为“开封”。此事在史书中有记载，可以查得到。
然而，黄河多次泛滥，夏都早已没入黄土之下，在明朝时期已沦为一个大土堆，当时称之为“老丘”。后来黄河再次决堤，黄河改道再次将“老丘”没入了黄河之下。
如今的开封城之下叠压着很多古城，夏都启封城也是其中之一。
夏朝是一个存在了四百多年的朝代，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夏朝史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所谓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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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朝在中国的历史中应该什么样，如果全是历史，缺少考古实物的印证。如果全是神话，古书中总是能找到夏朝的存在。中国跟任何一个文明古国一样，都是从小的原始部落发展而来，不断在扩展自己的地盘，融合共结其它部落，以抵抗自然强大的力量。我相信，夏朝也是如此，他的发展之路，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由禅让制向家天下过渡。是一个由神话和历史共同组成的社会。
夏朝没有文字记载。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商朝占卜用的。周朝有青铜铭文。而这些文字都是活的，可以解读的，等于活的历史像人们述说上古时代。而夏朝却没有任何文字性的东西可以证明夏朝。
考古没有发现贵族的墓葬。而商周都发现出土了贵族的使用品，比如商妇好墓，周朝贵族墓等。夏朝的考古挖掘在实物方面缺少。
民国的学者们怀疑，夏朝是神话时代，禹更是传说中的图腾人物，因为他的治水功绩基本是传说由来。
以上三点是专家判定夏朝是神话的由来。
个人坚定的相信，夏朝是存在的，
有以下几个观点。
一，文字的由来。商朝的甲骨文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首创。文字必须经历传承变化。相信夏朝有文字，只记录的方式不一样，时间久了不好保存，我们总会找到。远古时的岩画，就有早期文字的痕迹，只是我们没有破译这来自远古的密码。夏朝的记录肯定保存在其中。比如，近期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陶文就是夏朝的文字。
二，古书的记录。比如《禹贡》这本书，是中国最早地理著作，是禹治水天下分九州的事，关于这本由来，现在没有定论。谁也不能确定，看样禹治水的历史确实存在。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禹为了区分九州的疆界，用树桩作为标记，并负责高山大河命名。
《汤誓》明确提到怎么反抗夏朝的统治。汤是商的始祖，由他动员发动灭夏的原因。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我听到你们大家说的话，知道夏氏有罪。如果神话我们的历史，何必记录这么简单。我认为可以在古书里面考据一下。某些外国人认为中国历史只能推到商周，为什么，因为文化起源，他们想让中国在远古记录都要晚于西方《圣经》记录。因为上帝创造的一切，上帝制造洪水，上帝制造诺亚方舟。怎么可能是靠大禹治理的洪水，并且战胜自然呢。上帝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大禹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三，近期的考古发现，越来越证明夏朝的存在。二里头文化遗址。虽然，没有发现贵族的墓葬，可以肯定是夏朝人生活活动的地方，还有祭祀的地方。这些考古的发现都是有力证明夏朝的存在。随着科技力量的增强，我们考古发掘肯定会有更新的发现。
我个人的观点，目前的证据表明，夏朝比较符合半信史时代。这是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提到的。夏朝完全是神话传说，那绝对不行，但完全是历史，还缺少证据。只能一半是神话，一半是历史。在历史中伴随着神话。在神话中显现着历史。那是一个空白的年代，在相当长岁月里，我们先人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着。
越过平原、高山、大地，我们的先人在栽种粮食，在追逐野兽。他们肯定会在某一处留下痕迹，以证明自己存在。也许，在将来，我们会让夏朝历史大白于天下。
参考书目《尚书》《中国人史纲》柏杨著
其他网友回答
神话也好，历史也罢，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据说夏朝的奠基者是当年治水成功的大禹，凭借着过人的能力和治水的功劳，大禹在舜后取得了炎黄部落的统治权，而后将其地位传给了夏启，夏启也是夏朝的第一位王
夏朝建立后历经五百年辉煌，传到最后一任王夏桀的时候开始衰败，由于夏桀在位期间专宠妹喜，沉溺女色，加之残暴不仁，不理朝政，贵族们心生不满进而在成汤的带领下揭竿而起举兵伐夏，夏桀被流放，夏朝灭亡
然而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的夏朝更像神话而非历史，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西方人认为，断定一个朝代或是一个文明的存在，需要一定量的历史文献证明，以及与文献相对应的历史文物材料，然而夏朝的记载大多都是传说，没有批量的出土文物，因此严格的说，夏朝和亚特兰蒂斯一样，都是传说中的文明
以上就是小编的看法，如有出入还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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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前的尧舜，到文明的殷商，是一步就抵达了？还是有一个转折和过渡？
至今，由于考古方面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是不是存在一直是被质疑的。有人甚至怀疑夏不过是周捏造出来的，目的在于证明殷商出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但是，也没有证据证明夏不存在。据说大禹治水成功后，用九州之铜铸造了一个鼎，启废了禅让制后，九鼎就归了夏。商汤灭掉夏，九鼎便归了商；武王伐纣，九鼎又到了周那里。待到秦统一天下后，九鼎却消失了，而且从此无影无踪。
到了春秋，诸侯王都对九鼎怀有兴趣，楚庄王甚至在洛阳城外，向周定王派来的使臣询问鼎的下落，“问鼎中原”一词既由此出。但使臣只是回答：“天下关键在德而不在鼎”。鼎的存在仍然是个迷，而且是一个还是九个也无从知晓。
而历史到了战国，人们就都相信九鼎的存在，也认为九鼎就是从夏传到商、从商传到周的。这就等于把夏商周串联了起来。说夏是真实历史的存在，也不能说是子无须有。
小结：夏究竟是神话描述，还是真实历史已不重要。有一点却是事实，那就是夏已经成为中华文明起始、发源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链条。而且夏的这个过渡时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创造和继承，并得到了几千年来华夏各民族的高度认同。犹如西方对神的崇拜，真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成为你的根和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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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关于夏王朝，古籍上叙述的史实不多。但至迟在周初就有人说过:“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又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足证西周人认为周以前有殷，殷以前有夏。这应当是无可怀疑的。
汉司马迁作《夏本纪》，所载夏世系十七君十四世，世系分明;并且所列诸王名，竟与数百年以后晋人在汲冢所发现的战国时人所撰《竹书纪年》记载的大致相合，可见司马迁作《夏本纪》一定是有所根据的。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夏代，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是一个神话。
一、史料中的夏朝
传说夏部落是由包括夏氏族在内的十多个氏族联合发展而来的。其活动地区，西到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与我国其他氏族部落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
据说在唐尧虞舜为部落首领时，黄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大地一片汪洋，人们没有住处，扶老携幼，东西游荡，十分艰苦。这时，舜派禹去治理洪水。据说禹在治水期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薄衣食”“卑宫室，致费于沟洫。最后，他领导民众用疏导的方法，终于把洪水治平，立了大功。
由于当时已是氏族公社制的末期，禹在他个人声威上升当中，拥有了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殊权力。他利用获得的威望和权力，继承舜，当上了部落酋长。在他任酋长期间，又打败了南方的三苗。这一显赫的战功，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地位。
禹之子为启，晚周文献多有记载。不过，关于启继承禹的传说很不一致。有的说禹当时曾举荐皋陶为继承人，皋陶先卒，又举其子益为继承人，可是禹死后，人民“不归益而归启”;有的说禹的继承人是益后来“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有的说禹死后，其子启继位，“益于启位，启杀之”。这些都是周末人所记，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公天下”变为“家天下”，是自启开始的。这是古代一大变局。
这个时候在经济方面虽然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引起了“位”私有的观念，不过旧的“禅让”的传统习惯为启所破坏，一定会有很多思想保守的人起来反对，经过较长时间的动乱，而后安定。据说当时有扈氏就“仗义”起兵，反对启破坏旧制，因而展开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也就是“传贤”与“传子”的斗争。
结果，启战败有扈氏，罚有扈氏做牧奴。关于这段历史，各书所记颇有分歧。《尚书》有《甘誓》一篇即记征伐有扈氏，大战于甘而作的誓师辞。从文字很平易这点来看，可知决非夏代的作品。并且有扈究竟是谁？征有扈氏的是夏王朝的哪一个王？扈和甘两地到底在何处？自古即无定说。今文家谓有扈为义而亡，并谓有扈是启的庶兄;古文家谓有扈为姒姓，并谓有扈为无道国。
由此可见，由于没有夏代原始史料流传下来，对夏史出现一些传闻异词是毫不足怪的。根据顾颉刚、刘起钉对《甘誓》篇的研究，与有扈氏作战的是启而不是禹。
有扈氏不是夏的同姓部落，而是异姓的东夷少昊族的“九扈”。“扈”就是殷代的雇，在今郑州北原阳一带。“甘”在今洛阳西南。这说法与传说中夏族活动的地域及发展的路线暗合，是个较妥当的看法。
总之，启战胜了有扈氏，才使夏代的传子制真正巩固下来。传子制的产生是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的。
下面，我们根据《夏本纪》所记夏王朝的点滴史迹，略作说明。
据说启死后，继位的是太康、仲康等兄弟五人。《史记》称“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尚书》中之《五子之歌》已亡供。所说的“昆弟五人”，《楚语》作“五观”，《墨子·非乐》作“武观”。于是后人有谓“五子”即“五观”，亦即“武观”。其实谓“五子”为“五观”尚可，谓“五子”为“武观”则不可，因《墨子》所说的“武观”似为书名，不是人名。
太康失国的原因，孔安国谓其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返国。夏初，游牧经济一定尚处于重要地位。这从后来般代卜辞中卜猎之多，可以想见在商以前的夏初，游牧、田猎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一定更大。
所以，田猎是当时正当的生产活动，不会构成失国的原因。《史记》又称太康死，弟仲康立。仲康时和湎淫，废时乱日，胤曾往征，并作《胤征》誓师河。《胤征》篇久亡，内容不可详知，而其羲和乱日，则今古文经说相同。
伪《古文尚书》有:“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历史上这次日食到底有没有发生？发生在哪年哪月？均无从考定。唐人始明著其事为仲康五年癸已岁九月康戌朔日蚀。此又由伪《古文尚书》推演而出。
《汉书·律历志》、《晋书·天文志》都未载此日蚀事，可见唐以前尚无此说。而一些中外学者却根据伪《古文尚书》研究这次日蚀，提出了七八种不同的具体日期，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其中持公元前2137年10月22日或公元前2165年5月7日两说的人较多。但由于所根据的是伪书，所以这些研究可以说毫无价值。
夏代在太康、仲康、相及少康时，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夏与东夷的斗争。东夷自古居住在今山东全省、江苏北部、安徽东北角、河南东部一带，即所谓太皞、少皞之后。他们的姓氏传说有风、盈、嬴、偃等。《论语》有“九夷”之称。有夏一代长期与他们进行过战争。
奇怪的是司马迁写《夏本纪》对此却一字未提。所以，《索隐》《正义》及《左传疏》都讥太史公此处的疏略。这件史实存在于《左传》(襄公四年、昭公二十八年、哀公元年)，《楚辞》（《离骚》、《天问》)，《论语》(《宪问》）诸书所载故事中。
根据故事传说，夏的太康天天宴饮游乐，不恤民事，引起人民的怨愤。这时，东夷有穷氏的酋长界知道人民不拥护太康兄弟，就取而代之，“因夏民以代夏政”，当了夏族的首领。可是为时不久，羿也因荒于田猎，被其大臣寒浞所杀，寒浞占有了羿的妻妾和家业。
后来夏的仲康及其儿子相逃奔同姓部落斟寻与斟灌(今河南巩县西南带)，寒浞来攻，灭相。幸喜相妻后缗方娠，奔母家有仍氏(河北任县)，生子少康。少康年长，做了有仍的牧正，又被寒浞所逼逃奔到有虞氏(河南虞县)，虞君妻以二女，叫他在纶邑经营。
少康后来终于纠合同姓氏族，将寒浞灭掉，恢复故土。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少康中兴”。这次夷夏之争，至少有好几十年，夏王朝经过了三世，其斗争，在那时来说，是相当激烈的。
上面这段故事，当然也跟其他传说一样，其中包含着一些后人附会的成分，甚至还杂有神话传说。但是，其中一定含有真实的历史。首先是启以下还是兄弟相及，这可以说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残遗。
其次，羿是夷族，他可以当夏族的首领，好像成了部落联盟的酋长。但这要获得夏民的同意，所谓“因夏民以代夏政”，足见当时人民还有很大的民主权力。其三，寒浞被其父所逐，羿将他收留下来，这是氏族社会中收养义子的习惯。寒浞既是作为羿的本氏族成员之一，所以他可以“篡”羿之位。因为被收留的义子，其权利与本氏族成员完全平等。
他的篡位还是在“外内咸服”的条件下进行的，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窥见夏代的原始公社制虽然正处在逐渐崩溃之中，但还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基本的民主权利，其社会性质还应划入原始社会。夏代的农业生产大概有很大发展。传说禹这个尚未脱离生产劳动的酋长，曾大力倡导农业，“躬耕而有天下”，“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股，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又“尽力乎沟洫”，变水灾为水利。传说夏时已知造酒。酒是由谷物制造的，酒的出现，也可说明农作物的产量已大大提高。
少康以后传六世到孔甲，据说他好鬼神，事淫乱，诸侯多叛。又传三世就到了夏的最末一代桀。据说桀是一个有名的昏君，后世几乎把古今所有恶事都推在他的身上。当然其中必有附会不实之词，但他不是受人拥戴的氏族首领则可断言。
据传说，人民诅咒桀早死，桀听了，笑着说自己是天上的太阳，太阳什么时候死，他才死哩。夏民于是指着太阳骂他说:“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破灭呀？我们情愿跟你一同死亡!”这说明夏末氏族首领职务已在转化为统治权力，一族之长高于一切人之上，已经以统治者自居，甚至自比为永不灭的太阳。
不过，桀的罪恶只限于夏邑，与别国或别的氏族没有多大关系，更无关于天下。这时东方与夏并存的商氏族的酋长汤利用夏民恨桀的心理，率众起而灭夏。《易》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可见，夏代已处在氏族社会的崩溃阶段。
二、考古中的夏朝
夏的历史由于没有同时代的文献记载，长期以来只能停留在传说阶段。对于这些片断的历史传说，如何进一步地深入理解和证实，我们认为唯一的途径，只有通过地下的考古发掘，把实物资料与传说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才能解决。
自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到传说与夏有关的地区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中部一带调查“夏墟”以来，已发现和发掘了包括河南省僵师二里头、巩县稍柴、登封告成、临汝煤山和山西省夏县东下冯在内的百处以上的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从地层年代上看，基本上补齐了从河南龙山文化到商代二里岗期文化中间的缺环。这就给商以前的“夏文化”的探索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
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发掘，又继续不断地在河南中部、山西南部发现了不少这种类型的文化遗址，并对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及其与夏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目前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夏文化；
第二种，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为早商文化；
第三种，二里头第一、二、三、四期文化都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不是夏文化；
第四种，二里头文化是先商文化，时代上虽然相当于夏代，但不是夏文化；
第五种，二里头文化的前三期是夏文化，第四期是早商文化。
要考查这五种看法哪一种正确，首先必须解决如何正确认识所调河南龙山文化的问题。
1.龙山文化与夏朝
典型的龙山文化是指分布在今山东省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一种文化。后来在中原各省都发现了这种类型的文化遗址。于是考古工作者按不同地区而分为山东龙山文化(即典型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等。这种命名方法非常笼统，并且是很不科学的。
所以，有的学者指出:“龙山文化一词似乎已超出了考古学文化的范，而有点历史阶段的意味了。”因为各地区的所谓“龙山文化”，其内涵极其复杂，各有其特点，虽然在时间上可能同时不见得就是一种文化。
有学者就曾明确地说:“这些所谓龙山文化的不同类型，在文化面貌上各不相同，在发展关系上，来龙去脉也各异，不能作为同一个文化，而应该区分为不同的文化。”因而对其中的“河南龙山文化”一词避而不用，代之以后岗第二期文化”这一命名。我们认为这种论点和做法是很有见地的。
“河南龙山文化固然与山东、河北、湖北等省的龙山文化不同，就是仅以河南地区而论，也同样不会是单纯的同一氏族的文化。河南这个地区，从来就是多种氏族、部落、民族争逐、杂居之地。尽管各族文化由于互相渗透，存在着明显的共性，但这只能说明在它们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不能说它们属于同族人的共同体。
它仍在各自的一定地区内，按着客观法则和各自的社会关系、文化系统向前发展。为了研究当时各族之间的联系，对它们之间因互相影响而出现的共性固然应当重视，但更重要的是应当注意到它们各自的特性，才能看出它们是属于多种氏族部落的不同文化。
考古界有的研究者由于只注意它们的共同性，所以把这些不同氏族部落的多种不同的文化，统名之为河南龙山文化。这个笼统的命名，对学习中国古代史者是不妥当的，因为它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把复杂的历史观象简单化了，似乎在河南地区一只存在着—种单一的原始氏族共同体这是与历史的真实性不适合的。
河南龙山文化包涵不同的来源，我们结合历史上中原地区古代民族的情况看，这几种类型，有的可能是夏文化，有的可能是先商文化，有的可能是先周文化，有的甚至可能是其他少数族的原始文化。所以，有的认为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有的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商文化或先商文化，这种不加分析、以偏概全的说法，都是不妥当的。正确的提法应当是:河南龙山文化中的一支可能是夏文化。
2.二里头文化与夏朝
考古工作者为了探索夏文化，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到偃师二里头遗址。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据工作和探索的范图逐年扩大。发现这个文化层堆积形成一种比较典型的文化，普遍存在于豫中、黄河南岸陕县、荥阳、郑州，洛水、伊水流域的洛阳、偃师、巩县、宜阳、临汝、登封、嵩县等地，以及山西西南部永济、汾河下游一带。
二里头文化，从时代上看，一般来说介于典型的龙山文化和商代前期文化之间。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考古工作者将偃师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
第一期，陶器以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居多，灰陶较少，纹饰以篮纹为主，陶器以平底为主，盆、罐等器物在形制上与典型龙山文化基本相同。其绝对年代，根据对属于第一期的蚌片所作的碳14的测定，距今为3585±95年(公元前1620±95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080-1690年。
第二期灰陶增多磨光黑陶减少，纹饰以细绳纹为主，篮纹减少。第一、二期都不见有较粗的绳纹。第三、四期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黑陶进一步减少，粗绳纹出现，篮纹几乎绝迹。器形同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常见的同类器物已很接近。尤其是第四期中，这种陶器的数量更多，形制同二里岗期的同类器物更趋一致。
在第三期中还发现大型的宫殿建筑和少量的青铜器。其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3210±90年(公元前1245±90），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590-1300年，相当于商代早期。这一期的文化面貌，也基本上是商代文化的特征。
那种认为二里头第一、二、三、四期文化都属于夏文化，或者说都属于商文化的观点，对于第一、二期与第三、四期在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点，是无法解释的。所以我们推测，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与第三、四期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偃师是夏族、商族共同活动过的地域。从绝对年代看，二里头第一二期基本上处在夏代及夏代末年范围之内(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1—前16世纪)，而第三四期则基本上处在商代的早期。
我们已知第三、四期的文化接近二里岗的商文化，可能就是早商文化。第一、二期既然与第三四期在文化内涵上有显著的差异。则第一、二期不会是先商文化，从时间和地域考虑，可能是夏文化。
3.仰韶文化与夏朝
有人主张仰韶文化是夏文化，可是后来在河南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遗址越来越多，清楚地表明仰韶文化与夏文化之间，从时间上看，还有一段距离。
早在1931年在安阳后岗的发掘中，就发现商文化层压在龙山文化层上面，而龙山文化层又压在仰韶文化层上面，可见龙山文化是早于商而晚于仰韶文化。
1956年到1957年陕县庙底沟的发掘，证明这里的第二期文化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并且可以看出由仰韶文化发展到“河南龙山文化”的过渡过程。那么，紧接商之前的夏文化，就不会是仰韶文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