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燕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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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NO.1200
作者:霍小山
审核:喵大大 编排:木舟君
17年前,日本天才将棋手羽田浩司,远赴美国参加国际象棋比赛。
然而就在比赛前一天,他在酒店房间里被人袭击死亡。他的朋友,在当天入住同一酒店的女资本家阿曼达·休斯也同时身亡,她的保镖浅香(ASAKA)下落不明,被当成最大嫌疑人追查行踪。
羽田浩司在临死之前利用玻璃的机械化学效应,在水中剪了一面商家宣传的印有“PUT ON MASCARA(涂睫毛膏吧)”的小镜子,只留下了PTON四个字母。
17年后,江户川柯南,即工藤新一在网上看到这个案子的卷宗,认为“PUT ON MASCARA”去掉“PTON”,就是羽田浩司留下的凶手的重要线索——ASACA RUM(浅香就是朗姆)。
然而柯南的父亲工藤优作通过推理分析,认为羽田浩司留下的暗号“ASACA RUM”应该整体解读为“CARASUMA”,即乌丸,预示着日本半个世纪前就应该已经去世的大富豪乌丸莲耶就是黑衣组织的Boss。
柯南父子仅仅通过17年前一面破碎的镜子上留下的线索,就推导出了黑衣组织Boss的真实身份,其推理分析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跟某些历史学家比起来,名侦探柯南真的不算什么。
豆瓣上曾看过一个故事:我认识一位聪明骄傲的朋友,偏爱所有动脑斗智的游戏,他的电脑扫雷游戏最快纪录为87秒,却始终不看推理小说,有一次,他听我们众人高谈阔论推理小说烦了,撂下一句狠话:“我这辈子所知道的最好的推理小说是,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
这并不是一个玩笑,读顶尖历史学家的著作,都会有一种抽丝剥茧、酣畅淋漓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生造几个名词,建立个理论体系能够比的。高手出招,一击毙命。盲拳乱挥,花拳绣腿,才套路连着套路。
钱穆小学的时候以“鹬蚌相争”为题写过一篇作文,结语写道:“若鹬不啄蚌,蚌亦不钳鹬,故罪在鹬,而不在蚌。”老师给他的评语是;“此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苏代以此讽喻东方六国。惟教科书中未注明出处。今该生能以战国事作比,可谓妙得题旨。……结语犹如老吏断狱。”
对,看高手写出来的历史著作就是“老吏断狱”。历史学家做的事,就是通过几百甚至几千年前留下的只言片语,运用推理能力、检索能力、想象力,推导出历史的真相。
随手写几个历史学家玩推理的例子,让人击节称叹。
一、钱大昕:捋清河西四郡设置时间及先后关系
汉武帝新开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的确切年代,是西汉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千年来无人可解。
《汉书·地理志》记载:
武威郡,故凶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
张掖郡,故凶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
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
但是根据《武帝纪》所载,四郡设置时间均与《地理志》不同。因此,《纪》、《志》之所载,必有一是一非。
钱大昕是清代开国以后以治史名家的第一人,他根据周密的考证解决了这一问题。
首先,武威、张掖两郡,《志》中明言是凶奴王的地盘。钱氏引证《武帝纪》所载,元狩二年,“秋,凶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馀人来降,置王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据此,《纪》已明言此二郡设郡时间为元狩二年,因昆邪王来降,以其地置此二郡,合情合理,无可怀疑。
然后,钱氏再引证《武帝纪》元鼎六年的一条线索,“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馀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据此,钱氏进一步考证张掖、敦煌二郡设置时间应为元鼎六年。并认为:“敦煌为酒泉所分,则张掖必武威所分矣。四郡之地,虽皆武帝所开,然先有武威、酒泉,而后有张掖、敦煌。以内外之词言之,武威、酒泉,当云‘元狩二年开’;张掖、敦煌,当云‘云鼎六年分某郡置’,不必云‘开’也。昆邪来降在元狩间,而《志》以为太初,张掖乃武威所分,而《志》从张掖属元年,武威属四年,皆误。”
至此,这个千年难题被名侦探钱大昕“破案”。
▲钱大昕
二、陈寅恪:“朔方健儿”的真实身份
诗圣杜甫的名篇《哀王孙》,其中有一句“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过去很多学者都将“朔方健儿”注解为朔方军或泛指北方士卒,这种从地名概念出发得出的解释,乍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到了近代,历史学界的顶级大佬陈寅恪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杜甫写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正是安史之乱之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朔方军隶属于郭子仪、李光弼,这二人都是抗击安禄山的名将,杜甫怎么会去痛骂保家卫国的军队和将领“今何愚”呢?这明显不合逻辑。
有了疑点,陈先生就在此基础上开始“破案”。
首先,朔方在当时已经成为军政区域固定的专名,因此不能用来泛指北方士卒。而且朔方的节度使安思顺,一向跟安禄山对着干,所以,不能以安思顺的朔方军代指安禄山的所谓“健儿”。
接着,陈先生发现,安禄山的主力部队,即同罗部,过去属于朔方军。只因安禄山卑鄙无耻,诱杀了同罗部的酋长阿布思,占有了同罗部的武力,所以史称安禄山“已得阿布思众则兵雄天下”。同罗部跟着安禄山攻陷长安后,又叛变安禄山,逃归其旧地,最后被郭子仪、仆固怀恩所剿灭。因此,杜甫在这首诗里要讥讽的朔方健儿实际上是指反复叛变,自取灭亡的同罗部落。
最后,陈先生还指出,《哀王孙》的中“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li)面请雪耻”,意思是没有了同罗部的叛军,只能以奚兵为主力守住长安。但是奚兵战斗力太菜,尤其是惧怕回纥兵,而恰好这时唐军又请来了回纥援军攻打长安。杜甫要表达的意思是安禄山肯定玩完,困留长安的唐宗室将获得解放。通过对其他诗句的考证,以此来进一步印证自己的推断,陈先生对“朔方健儿”的解读毫无纰漏。
▲陈寅恪
三、胡适:老子的出生时间
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但是有关他的信息,就像黑衣组织的boss一样稀少。老子大概是什么时期的人?
《史记·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都记载过,孔子曾见过老子。如果能正确推断出孔子拜访老子的时间,再结合孔子自己的年龄,就能推断出老子的生年。
根据《史记》,孔子与南宫敬叔同适周。又据《左传》,孟僖子将死,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从孔子学礼(昭公七年)。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
清代学者阎若璩因《礼记·曾子问》中孔子曰:“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恒,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时,日食,恰入食限”。因此他断定孔子适周见老子是在昭公二十四年,当孔子三十四岁。
然而后人胡适却认为这种推理有问题。
疑点有三,第一,曾子的话是否可信?第二,南宫敬叔死了父亲,不到三个月,是否可同孔子去宗周?第三,曾子问所说日食,即便可信,难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
因此胡适从日食的角度出发,推断孔子见老子在三十四岁(前518年,日食)与四十一岁(前511年,日食)之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所以,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也就是前570年左右。
▲胡适
四、梁启超:玄奘是什么时候启程的?
玄奘大师,是中国人海外留学的鼻祖。
玄奘留学总共十七年,归国在贞观十九年正月,这两者都确凿无疑。由此出发,可以推算玄奘启程的时间,应该是在贞观三年八月。
然而梁启超在读《慈恩传》,看到玄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突然对贞观三年说心生怀疑。上表年月,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减去十八年,怎么会是贞观三年呢?
柯南在听到某位嫌疑人的说辞时,也会经常下意识的感觉不太对劲,从而怀疑这个人是否是凶手。
梁启超进一步找各种证据。他找到的两个证据,最为有利:
第一,他查到《续高僧传》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得知玄奘是混在饥民队中出境的。而造成饥荒的原因,就是霜害。他查阅史书,发现贞观三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霜灾。再查元年,果然,当年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出现霜害,影响了秋收,造成了饥荒。
第二,他通过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来进行推理。玄奘曾遇见过西突厥可汗叶护,然而根据《西突厥传》,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又根据《新旧唐书》记载:“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可知叶护被弑是在贞观二年。玄奘之行,是在贞观元年八月发生霜灾后出发,第二年五月到达突厥,如果是贞观二年,或是三年出发,就根本不可能见到叶护。
至此,玄奘肯定是在贞观元年启程去印度留学的。
▲梁启超
五、钱穆:南梁在汝州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发动了一场伐韩战争,这场战争在《战国策》里被称为“南梁之难”。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南梁是什么地方?
民国历史学大腕钱穆在撰写《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中,用翔实的资料论证了了南梁的所在地。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历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公元前343年,魏国出兵攻打韩国,韩国太弱,就请求齐国帮忙。齐国表面上答应相救,但是却迟迟不出一兵。待韩国五战五败,兵力殆尽之时,齐国才突发奇兵,“直走大梁(趣奔大梁)”。齐国军师孙膑施以“减灶之计”将魏将庞涓消灭于马陵道,活捉魏太子申。
在齐国出兵之前,韩国只得拼死抵抗魏军,但是却屡战屡败,《水经·渠水注》引《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苴率师与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
钱穆找出几条资料进行推导,雷氏《义证》:“梁即南梁,赫即霍。”春秋哀公四年,《左传》云:“楚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即此梁、赫也。杜注:“梁,河南梁县西南故城也。梁有霍阳山。”服虔注云:“梁、霍,周南鄙也。”以《战国策》文证之,即《索隐》所谓的“南梁之难”。高诱注曰:“南梁,韩邑。大梁在北,故曰南梁,在今汝州西南。”
至于南梁之难发生的时间,钱穆认为应该是在齐魏马陵之战的前一年,即前344年。如果,南梁之难发生在马陵之战之后,那么魏国元气大伤,怎么会有能力再去大举进攻韩国?
至此,钱穆得出结论:南梁(梁地和霍地)在汝州西南。战国时,南梁是韩国的城邑。由于大梁在北边,梁地和霍地在南边,所以梁地和霍地被称为 “南梁”。所以,魏伐韩的战争被《战国策》被称为“南梁之难”。
▲钱穆
以上是我举得五个历史学家的成功“破案”案例。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历史学家也有“破案”失手的时候。例如,钱穆就曾经考证历史上并不存在孙膑这个人,所谓的孙膑,其实就是孙武,孙膑兵法和孙武兵法如出一辙,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孙膑兵法》其实是一部伪书。
结果,1972年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两部孙子兵法,一本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孙子兵法,还有一部就是孙膑兵法。
这个脸,打的真疼。
为什么我喜欢读历史?因为读历史,就像是读推理、悬疑小说,看历史学家如何通过仅有的线索,来抽丝剥茧,还原真相,这个过程,非常的烧脑,也非常的有趣。
你还读过什么历史学家玩推理的故事?欢迎留言分享。
参考文献:
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岳麓书社,2010年版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版
4、徐国利《钱穆史学思想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钱穆《先秦诸子纪年》,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6、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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