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消云散什么意思
郝亚洲／文
生存，还是毁灭？
1981年的冬天，强忍失去爱子之痛的马歇尔伯曼在纽约的家中完成了自己的传世名著，《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了》。书名来自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本来的意思是单向度的反抗，但在伯曼从容优雅的笔下被焕发出了了另一种况味：我们既要面对现实，也要接受现实，更要反抗现实。
伯曼引用了卡拉马佐夫的话，没有什么东西比儿童的死亡更加使他想把世界的入场券还给这个世界。“但是他还没还。他继续在战斗着在爱着；他继续不停地继续着。”伯曼敞开胸怀，他自己就是现代性的产物，他痛苦，而且依然要持续痛苦。
痛苦也好，幸福也罢，都是源于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关系的认知。是的，“关系”二字才是理解时代和历史的关键词。农业社会突出的人和土地的关系。工业社会消解的是人和土地的关系，进而建立了人和机器的关系。信息社会又消解了人和机器的关系，又建立起了人和信息之间的关系。机器和信息不通，机器的背后是指令，信息的背后是字节的跳动、是人。
似乎，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带有乡愁味道的农业社会。
受荷尔德林影响很深的海德格尔认为，土地才是人的依托。当人类心灵被科技架空的时候，寻找失乐园的唯一途径似乎就是回到大地之上——“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同样都是人，一方在大地上，一方在游动的字节中；一方在坚固地守望充满神性的人性，一方在消弭中四面出击以期望于在复制／黏贴的缝隙中拼凑出一个全新的比特大地。而处于两方之间的机器时代，也正是“坚固”走向“烟消云散”的时代。只不过，我的疑问是，我们在信息时代中真的能重建“大地”吗？
对此，我既悲观又乐观。就好像现代性一样，接纳与反抗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通过自己，我也许还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依然生活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我们对之欣喜若狂的往往是让我们为之胆战的。就好像我们对待全新的数字金融和数字货币的理念一样——迷恋技术的效率，却也不耻其背后的理性沦丧。
如果我们愿意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所谓的“接纳与反抗”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在“新旧”之间挣扎轮回。
在商业世界里，当贾跃亭跌下宝座之后，舆论中又泛起了对新概念的鞭挞。“生态化反”是个伪命题，贾跃亭在制造泡沫等等。在《商业在高出》里，我谈到过，贾跃亭不是创新型的企业家，而是一个资本的代言人。既然如此，他寻求用高杠杆化的方式去对企业谋篇布局，实在是出于本能。“生态化反”是一个逻辑上可以闭环的战略概念。既然是战略，也没有对错之分，同样是要看执行是否到位。
从企业角度来看，乐视的困局并非战略导致，也并非资本家的本能导致，而是一个老套的不能再老套的问题：现金流。至于贾跃亭为何会无视这个经营的基础性环节，就属于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因此，我们在分析企业的时候，要先分清楚哪里是经营问题，哪里是个人问题。然后再寻求两者的结合点。
我用这个小例子是想说明，我们反抗的并非新的或者旧的。我们其实是在用“本质”对抗“现象”。“本质”没有新旧之分，它是永恒的。现象也没有新旧之分，它只是本质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侧写而已。
“现象”不能代表“本质”，最多是反映出一个小小的角落，有时甚至是反向的效应。我们常说，网络时代是在释放人性，也并非是说人的本性和表现之间就完全划了等号，而是说网络可以让人性的多面性得到尽可能多的展现舞台。
当贾跃亭无视“现金流”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经在偏离经营的本质了。这是我们在面对概念世界时，真正反抗的内容。
最近，我时常在脑海里对比李河君和贾跃亭。一方面汉能是我的研究对象，一方面李贾二人在诸多舆论场合中总被一并提及，因为两个人都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过，也都遭遇过折戟沉沙。结果大相径庭。李河君在逆境中生生把汉能的太阳能薄膜技术拉到了全球的顶级水平，而贾跃亭却几乎万劫不复。
差别在哪里？
其实就是一个对“本质”的认识上。支撑汉能愿景的是李河君曾经耗费10年之久建造完成的全球最大民营水电站“金安桥”。200多亿静态投资换来了汉能在逆境中的救命现金流，而贾跃亭却没有这样一个可以让他实现战略宏愿的“印钞机“。
有人说，这是实业思维的胜利。我觉得并不精确，因为几乎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有着几乎共同的特征，在经营上，并不存在实业思维和互联网思维的明显区隔。
我们永远不要忽略基本概念。那么新零售本质又是什么呢？
新零售的本质和零售的本质是一样的，供应链。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作为前端的消费者行为有了新的变化，前端带动了后端的深度整合，但并不代表后端不再重要。反而是前端的变化越大，后端的能力要求就越高。
没有一家做零售的公司可以放弃对供应链的控制，就好像餐馆不可能会没有厨房一样。
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些本质，才会去抵抗那些看起来明显正在偏离的现象。可真正的尴尬在于，我们的抵抗有效吗？或者说，我们作为“现象”的参与者，真的有力量可以让本质回归吗？
首先，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有着最好的纠错机制，也许短时间内它允许了放纵，但要相信，错误永远逃脱不了制裁。
其次，反抗也是一种永恒的力量。我在调研了很多公司之后，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任何人可以毫不脸红地说，我们公司虽然很大，但是效率依然很高，依然抱有当初的创业精神。
别说千亿规模，即使是百亿规模，十亿规模的企业，管理者们在私下都会对我说“我们创业时的那股劲儿，现在越来越少了。”
这个问题很好解释，那就是组织规模和官僚主义是正相关的。官僚带来了稳定，也在消解着创业精神，这是自然律，任何人都无法化解。可为什么我们还要每天都去认真地进行“组织变革”，投入地“二次创业”呢？
你可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反抗，任何人都看不到官僚被战胜的那一天，即使是机器人时代，谁又能保证机器人就不官僚了呢？
看似无望的结果，我们依然要在每一个时代做相同的事，哪怕是用各种语言包装，也要表示“官僚”是组织的敌人。这就好像我们看待死亡，人们知道自己的身体终将灭亡，却还要努力发展医疗科技。站在科学的立场，这并非是在寻求永生，而是在对时间的反抗中努力发现人生的多样性。人类和动物一个区别就在于，人可以在单位时间切片内寻求广泛的人生维度，这就是“意义”的所在。
其实，正是因为我们长期对“官僚”对反抗，组织才不至于被这个黑洞完全吞噬，才会有种种创新理论的出现。伟大的公司不是不死的，而是面对死亡的态度，“是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 在奋斗中扫清那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
向死而生，方成永恒！
正如伯曼，我们因为痛苦而反抗，也因为反抗而痛苦。我们生活在由“现象”构成的“现实”里。如今，这个“现实”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变得更加分崩离析，却也五彩绚烂。曾经坚固无比的大地早已被再生到网络中的各个角落里，只有我们的心中隐藏着有一片相对完整的土壤。
我们接受在早已被称为“烟消云散”的时间卡尺上的生存现状，但也为了高贵而发现心中大地的努力却从未被放弃。“发现”这一隐秘，便是我们做出的最大反抗。
也许可以这么说，烟消云散的终将坚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