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与经济学
初接触“经济伦理”，往往会以一种轻率的态度视其为某种非主流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对于已经积累了古典政治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哲学学理知识的人来说，深涉这一领域后会对自己的“轻率”备感羞愧：在某种意义上，对经济伦理的理解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素养。
就国内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来说，“寻宝探险的队伍”主要有两支，其一来自哲学、伦理学，其二来自经济学。受各自学科起点的影响，往往形成两类“经济伦理学”，前者的实质囿于经济学的哲学思考，后者停留在现象层次的经济领域的道德问题分析。与两支“队伍”的对话困难相对应的是经济伦理学科因此困于其研究领域存在的难以愈合的“裂痕”，给出的最重要启示却是，能够扛起统一大旗深耕经济伦理学的学者需要具备苛刻的“资格”：必须深谙经济学说史的同时具有深厚的伦理学和经济哲学理论功底。徐大建教授是国内极少数同时兼备很深的哲学和经济学学养的学者，本着对经济伦理学困境的理解，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20余年来他执着地坚持对经济伦理基本问题的追问，形成了65万字的扛鼎新作：《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经济的伦理内涵与社会文明的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著作以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及其演变为主线，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代表性思想进行了自成体系的、独到的分析。这本著作对于国内经济伦理学体系建设的奠基和划界意义，将在读者与已有的国内经济伦理思想史著作的比较中得到学界应有的评价。在笔者看来，这本著作深度刻画了经济伦理问题的学理性，突显了经济伦理的学科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对经济学人来说，精读这本著作能够真正体会笔者藉以提出的命题：对经济伦理的理解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素养。
对上述命题，这本著作提供的知识支持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学的问题与伦理学的问题是同源的、统一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思维的基本特征在古希伯莱文明中已经达到今天所呈现的高度，之所以所有学科知识来源“言必称希腊”，是因为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反思的深度，可能当代人与古希腊、古罗马智者相比，并未超越。在生存资料缺乏的古代，人类思考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条件制约与人生追求的关系，这一问题内含了当代主流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即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同样也涵指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人追求什么？何以向“善”？当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善”作为人追求的终极价值时，可能会涵指：好的东西（包括物质产品、无形服务）、健康、友谊、幸福、快乐等；当作为手段来说，可能涵指正当、合理的方法、工具、技艺。今天的经济学显然可以看成是“亚氏”哲学的一个并未分列出来的部分。需要强调的是，生存资料和手段的有限性制约的前提下，解决今天主流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古希腊智慧或方案，归于伦理学。例如，伊壁鸠鲁说“要想让一个人富足，可以节制他的欲望”；犬儒学派强调可以像一条狗一样活着，过“德性”生活。古代社会物质资料缺乏的现实，也许注定了他们思考人生最基本问题比现代人更“全面”：“快乐”的计算中绝非仅包括物质内容，“节制”和精神满足对人生有意义。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同源特征还在于：对分工、交易和生产问题的思考孕育于对“善”的分析。
学科分化是人类知识谱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是近代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潮和学科分化的产物。近现代科学主义思潮推动力的突出作用在于，在“边际革命”尤其是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建立之后，驱使经济学朝着“经济科学”的单向度执着向前。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主流经济学的学科“繁荣”无外乎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包括产权、婚姻家庭、教育、公司治理等若干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最主要的成果是其在现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推动下形成的经济学数理形式化。在笔者看来，与伦理问题相剥离、单向度发展的主流经济学的“繁荣”，并不适应从20世纪中叶就出现的总体上“从分化到融合”的学科发展新趋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繁荣”，只是一种“单调”上升。从经济学科发展的现实来说，来自对经济学基础假设“经济人”的任何批判、对经济学方法的任何质疑都对经济学发展有意义，从学科发展角度，单向度发展的经济学需要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初心”：作为“道德哲学”，经济学必然融合“伦理”问题。
第二，现代经济学最集中的“诟病”是经济伦理的缺失。按徐大建教授的著作中总结的，经济伦理的内容包括了如下内容：经济伦理对经济学逻辑架构和发展方向的解析、对经济制度伦理基础、对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阐明、对文化和文明的走向的启示。然而缺失这些内容，正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的诟病所在。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徐大建教授著作中归纳的“三个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从“生理”意义上正是经济学所缺失的“灵魂”。
经济伦理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经济活动的目的选择问题，包括两个层面：经济学关心的社会经济活动目的的合理性问题，人类个体的经济活动目的选择。
正如该著作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学的庞杂阵营中，奥地利学派把“人的行为”作为了经济学的立足点影响了现代经济学的走向，新旧制度经济学尤其是现代产权学派，或多或少地讨论了制度约束的影响和选择问题，但是，对两个层次的经济活动目的和选择的关注一直被认为偏离了主流经济学的轨道。从罗宾斯（1932）开始，经济学的学科研究对象被界定成“选择”问题。与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相比，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选择问题，是狭隘的“选择问题” ，即“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合理利用”。沦为“最优化方法体系”的经济学，就像没有灵魂的“铁皮人”。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思潮”，“经济学帝国主义”赋予了经济学最大化技术的张力，人们对经济学方法的膜拜几乎淹没了人们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各种批判。但是，今天对经济学最简单的反观，便会发现缺少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目的合理性问题和个体经济活动目的选择的讨论成为现代经济学致命的缺憾，是一个“阿克琉斯之踵”。
经济伦理学的第二个基本问题经济领域中的道德规范和利益分配问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例如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的经济学中，对“道德规范”和个体的道德情操的阐述是经济学的有机部分，但是，在二十世纪初以来，不仅经过“边际革命”和实证主义哲学改造后的经济学丢失了“人的科学”那个合理部分（马歇尔，1920），而且在社会学科分化的大背景下，现代经济学家普遍把经济领域的道德规范问题和经济政策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否合理看成是“非经济问题”（弗里德曼，1966）。即便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进展的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涉及了机会主义防止欺诈等跨界到道德和政治领域的问题，也只是当作有关交易成本的制度绩效问题。经济学说史上，对分配问题的重视起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在《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当代经济学家皮凯蒂看来，对分配问题的过多的关注总是错误地被认为偏离于主流经济学的轨道。然而，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对分配问题的偏离使经济学失去了灵魂。不可否认的是，对制度问题深究的“痛点”已由几百年前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结论提供：对分配问题的研究的终点是制度伦理，若想彻底解决分配合理性问题，福利经济学的任何改良方案都无济于事，现代资本主义是造就市场经济成与败的“萧何”。对经济领域道德规范和利益分配的忽略构成了经济学有限实践指导意义。
按徐大建教授的阐述，经济伦理的第三个基本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法律传统的关系问题。现代国民经济学主要关心如何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GDP增长。尽管发展经济学用更广泛的概念讨论包括环境、营养、健康等因素随GDP增长而产生的变化，克服了增长经济学的狭隘性，但是，经济学家们普遍不关注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道德水准和习俗的变化，认为经济学家的身份就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努力做到“伦理无涉”、心无旁鹜，专注于道德水准与习俗变化便是不务正业。事实是经济学家多数时候，经济活动无法避免价值判断，因而难免出现“精明的专家指导了糟糕的政策”。
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排斥这个命题：“经济伦理是经济理论的基本素养”？因为人们对于经济伦理的片面化理解和对经济学方法的“固执”。在笔者看来，1932年，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开启了分裂经济学的历程，他吹响的不仅是“经济科学”的号角，而且是破坏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坏先锋”。经过现代实证主义哲学装饰的经济学实证方法体系，某种意义上具备了结构化和形式“美”，以至人们对经济学产生了“科学崇拜”，形成了库恩所讲的“共同体”，对这一学科的范畴产生了研究者的“忠诚”。
今天为什么要重视经济学的经济伦理理论素养？在笔者看来，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各种乱象的实质在于一系列基于经济伦理学的判断：第一，“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主要在于它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精髓的误读，缺失“道德情操”的自由放任，放任了“不合作”“贪婪”等极具破坏性的个体品性；第二，新兴经济体在向西方“学习”中形成了精致利已主义的普遍人格。经济伦理缺失是全球市场经济败序的主要症结所在，而经济学的单向度、工具化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全球失序与全球化的退潮是同步的，不无联系。现实只是表明缺乏经济伦理思考的经济学不仅是误入歧途的经济学，而且是制造混乱的经济学。
当狭隘成为经济学的学科特征，有两个与经济学狭隘性相联系的现实问题便困扰着当下：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粹主义相结合的现代重商主义正在破坏其赖以存在的“市场经济”，经济学正在帮助“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完成涸泽而渔的市场猎杀。
徐大建教授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经济的伦理内涵与社会文明的演进》并非一本简单的交叉学科研究成果，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提升经济学理论素养的贯通之作。
图书信息
书名：《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经济的伦理内涵与社会文明的演进
作者：徐大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姚震宇博士独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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