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说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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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人为什么更需要说普通话？
文 / 党颖楠
从1988年起，为了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普及，经国务院批准，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在全社会营造“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的良好氛围。今年全国推普周的时间为9月16日至22日，主题为“普通话诵七十华诞，规范字书爱国情怀”。
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广普通话工作已开展四十多年。至今也取得了巨大成绩。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率接近80%，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以上降至4%以下，各民族各地区交流交往的语言障碍基本消除。”可以说在社会普遍层面已经形成了说普通话的良好氛围。到现在，依旧进行的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工作，似乎也要求我们从“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窠臼中脱离出来，在新的时期谈一些“说普通话”的新要求。
为什么要说普通话？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我国自古以来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很多地区都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语言体系，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难以互通。古代虽然没有普通话，但也有所谓的官话。各朝的都城在哪里，哪的话就是当朝官方语言，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也方便于各地人的互相交流沟通。西周社会是古代中国文化制度的奠定时期，西周的首都洛阳话就成了当时的标准音。西周先秦的“洛语”，就成官语，美其名曰“雅言”，它也是以后中国各朝代国语的基础。秦朝后来统一全国，具体用什么语言无法考证，据估计就是西安一带的关中话了。刘邦推翻了秦朝，当然不能以“秦人之腔”为官话国语了，汉朝就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洛语”是两汉的普通话了。但可以想到，这发音一定有关中语的特点。到了南北朝的时候，东晋迁都建康（今天的南京），承袭汉代，还以洛语为国语，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南朝沿袭。南京话就成了国语了，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到了隋唐，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在以南京话和洛阳话雅音为基础正音，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秦音”就是国语了。到了宋朝，定都河南开封，与洛阳不远，所以，国语还是“雅音”洛阳语。元朝定都北京，定蒙古语为国语，元代的普通话恐怕是充满蒙古味道的北京话。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南京官话为官方的标准语。后来，朱棣迁都北京，从此，北京话就一直成为了中国的官话了。
然则所谓古代官话，由于没有强制推行措施，自然无法普及全国。1728年，雍正皇帝就曾经抱怨过福建、广东官员在他面前说的话，他根本听不懂：“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使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舔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雍正觉得不能继续姑息这种情况，决定开展一场推广普通话（官话）的运动。于是，朝廷决定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北京官话。上谕颁布后，福建、两广等地的各个府州县，均成立了正音书院，教授士子们官话。朝廷甚至规定，凡是想要读书、科举、做官之人，必须要学会官话；不会的人，禁止考取秀才。当然，这个结果自然是收效甚微的，后来只能取缔了。直到晚清戊戌变法时期，广东人梁启超等面见光绪时，皇帝仍然被方言问题所困扰。
方言所带来的沟通障碍自然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原因之一，然则普通话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不会止步于此。
近年来，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将“语同音”与“书同文”相提并论。“书同文”的历史要追溯千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在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后便迅速推行了“一法度衡石丈量，车同轨，书同文”政策，可以说这一举措，将“大一统”的概念注入中国历史发展的血脉之中，之后的两千多年，华夏大地虽然也历经过长时间的多政权并存的分裂局面，但始终“分而不裂”，直到今天。而在不断巩固国家“大一统”的进程中，“语同音”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势必要与“书同文”一样，将家国统一的概念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我们不妨再从现实的角度来回答一下为什么要说普通话这个问题。
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进一步明确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其中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第四条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第五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第九条规定：“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第十一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第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第十三条规定：“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第十四条规定广播、电影、电视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
国家从法律层面肯定了普通话在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作用，也将讲普通话上升为国家机关、学校及教育机构、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的工作人员需要恪尽的法律义务。
将“讲普通话”入法，呈现出了统一语言对于民众不言自明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时至今日，在我国一些方言特征性强的地域，似乎也凸显出了甚于其他地方的团结互助。以温州为例，众所周知，温州话之难懂甚至到达了摩斯密码的水平。据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有的部队就特地挑选温州籍战士担任通讯员，完全用方言进行明语通话就能达到保密的目的，根本不需要保密。这种外地人难以融入的方言体系恰恰构建起了同乡人异常亲切的血脉连结，温州商帮的互帮互助与成功壮大除了温州人敢拼敢闯的劲头外，自然脱离不了温州话所产生的亲近与连结。
而对于外地人来说，方言带来了反而是隔阂，是融于当地社会的门槛与藩篱。在城镇化加速推进、人口加速流动的今天，普通话学习推广也已由过去的“要我说”转变为“我要说”。可以说，在城市化水平发展越高的城市，越多的外地人汇聚，普通话普及程度也更高。说普通话也不仅仅是国家的政策要求，而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技能。正因如此，普通话的普及程度也在侧面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全国来看，普通话在农村、民族和边远地区的普及率与与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普通话技能的缺失，正让这些地区的民众丧失了走出去的谋生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精准扶贫的障碍。“扶贫先扶志，扶志先通语”，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再说回到西安市、说回到空港新城，一味地谈论十三朝古都的历史风貌似乎不足以抵挡外界的风云变幻，面对着东部城市的风云涌动，面对着北上广深的节节攀升，城镇化、现代化、智慧城市的种种浪潮不断涌来，陕西西安作为西北五省的龙头城市，又如何在竞争激烈的新一线城市阵营中脱颖而出呢？
普通话似乎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窗口，从这一角我们可以稍稍洞悉出西安城市发展的轨迹和得失。西安市的普通话普及可以说是成果可观，尤其对比成都、重庆等方言特色浓重的城市，更显出西安当地人讲普通话的标准和广泛。众所周知，由于西安城市的不断扩张、人才引进政策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进入西安，成为新西安人，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普通话的普及。然而这种普及度只要稍稍往城市周围扩散就逐步递减，以空港新城论，大家基本可以一口关中话畅通无阻，在这个本地人占绝大多数的地方，由于没有必须说普通话的土壤，普通话的普及难免水土不服。
近年来，陕西大力推行“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空港新城作为“三个经济”的前沿与龙头阵地，代表的正是西安、陕西的脸面。当五湖四海的游客、企业落地空港，首先面对的不是名胜古迹与资源环境，而是细微之处的周到与一声字正腔圆的您好。
你今天有讲普通话吗？当空港人立足西安、展望国际时，希望不要因为普通话而露怯。
作者介绍
党颖楠，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委会党委宣传部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