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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的故事( 关于精卫填海的故事 )

精卫填海的故事
                                                                                         ——2011年5月21日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司马迁同学对山海经
之类文字望之怯步:“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为什么?
因为司马同学惦记着正襟危坐,做其“正史”。
照我看,史记中一些记载比山海经还不靠谱。这倒不能归咎于司马同学,条件局限使然。但是,人家态度端正,就像米卢同学说的“态度决定一切“:司马迁即便是胡说,也是以严肃态度的,端正严谨
地胡说。这和我嬉皮笑脸地的胡说有本质区别。

动机论真的是好东西。如果,药家鑫
下车的之后,豁然悟道,他说,人生如此之苦,你又遭此车祸,莫如我超度你吧?也许那被害者就一脸笑意,淡定异常了,或者气若游丝地说一声,谢谢啊。

阿拉伯人说:一样的 事情,不同的人做是不同的。
这真是骆驼一般实在的良苦用心啊,故宫锦旗一般厚重的震撼。

某此,某旧同学说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就解释过:非也,对任何老大的人生而言,伤悲是必然的:少壮努力也是伤悲,不努力也是伤悲—-可以说,注定的伤悲和少壮时的努力与否全无关联。
信奉少壮努力的孩子都是国家队的球迷:他们对国家队前主教练的态度说深信不疑。及至罔顾一个基本事实:数十年来,国足一直在端正
态度,他们还是去不了世界杯。接下来,他们继续端正,继续徒劳——鲁迅说过:这简直是一定的了。

严谨的史学家会“造假”,八卦的孩子们也会“造假”。态度,我们说态度,是因为只有态度是可以完全由我们自己来揣测、断定的,比较易于掌握。在揣测他人的“态度”、动机的时候,我们终于神化了自我—-当然,这就是一种僭越。一种几乎所有人视若寻常的最极端的自以为是。

炎帝之女。女娃同学是不折不扣的富二代,官二代。或者于当年,可做比类的该是:红色贵族。
等级,等级问题必须谨慎,这就像你可以说李刚是官二代,你不能说李小琳是官二代一样。
社会上这是等级区划,无尽表格上家庭出生成分,个人身份是断不可含混的—-事实上,我在长大后重读毛爷爷的中国现阶段阶级分析一文,才体会到老人家的深意:什么是我们的朋友?什么是我们的敌人?能为我所用的就是朋友,不能的就是敌人。这点,我认识一妹子,比我强百倍:那丫头二十几岁时候,在一学校当班主任,就清楚明白透彻的领悟了,且实行:每个孩子必须填写父母工作单位
和职位,以待备查,备用。她说,那些过节都不知道给我送礼的孩子,我当然对其有看法:他们的父母不知道尊重我的价值。

思维混乱。我知道我经常思维混乱,因为俺的思维有经有纬,纷繁复杂,难免 错乱。我要是一根筋,最多就是打结,想错乱都难。

有关计算机死机的原因有百十种可能,有关榔头坏掉的?柄脱落了,柄脱落了,柄脱落了。。。。

哦,又跑题了,精卫,书上说“其鸣自詨”:精卫,精卫,精卫。。。和被关进监狱的陈璧君一样。
——还到精卫填海的故事。
 
简单的故事的一个好处就是有更多的空隙,可以随意假想。
就像晚上站在阳台上,看万家灯火或者是蹲在马路牙子上看行色匆匆的路人。我看不清,也无需看清楚,我只是需要一个似是而非的,似是而非的模拟环境—-我的一位邻居大哥喜欢端着一个望远镜,偷窥。这举措这总叫我想起日本的一个刑侦小说:无聊的主角在偷窥中无意看到了一场凶杀案,随即还被凶手发现了。
那是一部印象平平的侦探小说,可能正是因为印象平平,我一度站在邻居大哥身后的时候就想起那小说了,而不是想起莎朗斯通或者是《本能》。
联想这玩意可能和高中老师讲的通感修辞相类,邻居大哥的笑容很容易叫我想起吴孟达或者是陈百祥,而不会想起迈克尔道格拉斯。那笑容是典型的亚洲中年男子笑容,很多时候就是这种近乎“灿烂”如菊花般的笑容,能把人变成一禁欲主义者,或者是对美妙的人生产生负罪感。
我需要一个合适的借口,推辞邻居大哥的热情相约,他说你看你看那边。。。。因为他觉得任何拒绝猥琐的人,都是假模假式,装。

真是热情难却。
后来我想,我是不是该给他讲那部日本小说,然后仔细渲染下暴力情节。又觉得这很有国产的、传统的教化文学的神髓:你不能做不道德的事,如果做了,你将遭遇天谴。这种宣化有贬损对方智力的嫌疑。
事实上,我一直觉得,即便是偷窥的个人爱好,也轮不到我去劝说或者是表明态度、看法—我只是不理解—你不是有很多A片么,还看啥呢?他说这更有纪实性,真实性,生活性—-这倒是和广电总局的审美观点很靠边,和诸多人民艺术家的一些访谈心得相和谐,如果邻居大哥是某行为艺术家,其艺术追求就是巴金式的,巴金说要讲真话,讲真话,三个字他就人民了,就艺术了,就大师了。
我再言及这大哥,文章就可以发给知音,家庭这类杂志了。给钱多不说,还能感动感染教化人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

很奇怪,一个处处时时造假的地界,人人都爱真实—甚至夸诞到—诸如刘心武等同学,非要挖空心思的给红楼梦找出一个确切的蓝本原型来—我觉得
这种思维大抵是源自压根不相信人有所谓的创造性,即便是曹雪芹同学也必须山寨的,且只能山寨。

表现和模仿,镜与灯,亚伯拉姆斯—-我想起来了,在一本讲文艺理论的书里,那位作者说,中国人善于创造,西方人善于模仿—他是这么说的,我看了两三遍,总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用来适当地拒绝分享邻居大哥的快乐—-因为我没法告诉他,我很不喜欢纪实性、真实性,也不喜欢生活性。我喜欢不靠边,不靠谱,非真实的,不确切的。事实上,是邻居大哥有关其审美情趣的主旋律诠释叫我想清楚,为什么我不喜欢用望远镜偷窥,又怯于说出自己的理由,挖空心思在找借口:有什么可看的?穿上衣服尚且那么丑呢。。。。

我们都需要一个借口。
如果是我们切实需要一个和谐的话—-换个角度,这世界的确是存在着一种类如“普世价值”之类的东西—-我和邻居大哥,我和街头小贩,我和很多人势必存在一种绝对性的共识:这种共识就像是三相插座,像USB接口,标准件—-堂皇的借口是转接头。

一个叫我不很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情爱九歌》那样漂亮的片子比比皆是的时候,你可以说随意看阁楼或者别的什么的年代,还会那多人对陈冠希的艳照感到好奇呢?
会幼稚地一味吹捧苍井空呢?为什么那么多人看A片,大学里就没相关专业,压根没几个人看马列、邓理论,还都要考试?太不与时俱进了。

我还是看古代神话吧。
学一下柯南小朋友,首先重现一下事发当场—我不知道我的想象应该是柯南式还是狄仁杰式的,或者该采用那个胖子比利时人的方法。我只是习惯一个含混的环境:含混的,模糊不清的,似是而非的,一座叫发鸠山的山峦,上边长满了密匝匝的柘木,人们叫这种树为老虎肝、黄桑、刺钉、黄疸树、山荔枝、痄腮树,九重皮。
那树的枝柯是黑绿褐色,有坚硬的荆刺。这点,在这些别名上就看得出。革质的卵形叶子很浓密,树高可达八米。
遍布山峦的这种树会给人一种压抑、阴森的感觉。不知道当年的官二代女娃—-我必须强调这个名字,是女娃而不是精卫—-从记载上看,她似乎是一个人来到海边。站在海边的沙石上,她会不会回望那些山峦,看到那黑褐色的林木在风中涌动,不知道她是不是会感觉到和我相类的东西,比如阴森,比如
压抑,比如—她一个人站在那,会不会感到孤独?孤寂?茫然或者是别的什么。她转过头看一望无边的海,再转过去看那座山。她在山海之间独自走来走去。

这不是一个欢快轻松的环境。在空旷的海边,炎帝的小女儿孤零零站在那,身后是黑褐色的丛林,风吹林木,声音该是低沉呜咽。
为什么那山上就一定是黑褐色叶子的,有坚硬荆刺的痄腮树、九重皮,老虎肝呢?本草上说,这树味甘,性温,风中会有海水的腥咸,有那些树木的甜腻味道,这些混杂在一起呢?

有关精卫填海的故事中那座山的考据—-其一是那就是不周山。也就是后来,作为炎帝后代的共工一脑袋撞上的山。-当然,很多人反对这个结论,这不奇怪,作为任意结论都不是以共识性为标尺的—有人说不周山该是昆仑山,或是祁连山,六盘山别的什么—如果把这类考据交给外交部就好多了—-我奇怪的发现,在事关一些领土领海争持的时候,外交部的考据总是一始如一,斩钉截铁,还都是一个理论,甚至一个论据。

我在看神话故事—我不需要严谨的考据,繁复的证据,辨析—在现今山西的子长县,发鸠山上旧大量存在着历代纪念精卫和共工的庙宇。人们说,那就是不周山。自古以来就是。口吻和外交部一样。

不周山在哪儿?
如果是山西子长县,是不是距离东海太远了?也难说,保不齐当年地壳就是这么运动的,沧海桑田么,既然麻姑同学看到过很多次—当年的山西人一直是晒盐的而不是挖煤的也难说。

回到原始文本。
女娃游于东海,精卫衔西山之木石-。我所假想的女娃海边所见,也许正是女娃的一种想象——就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去烈士陵园后必须的作文课:我一同学在作文中写到:我看见董存瑞举着炸药包从纪念碑中走了出来—-我们老师颇有微词,她说,真那样,看你还不早被吓跑了?我们就笑—问题是我们都清楚,他是想说他仿佛看见,那是我们那时候常用的修辞,仿佛看见的人物也都是那些个人,受刑的,堵抢眼的,被火烧的,举着炸药包的,个赛个血迹斑斑,浓眉大眼。

在海边的沙滩上,女娃仿佛看见的发鸠之山,也许确实是明晰的。
同样,若干年前,我的一小表舅在我家读书。他感到情绪抑郁,于是站在我家房顶,带着我,远眺其家乡的方向。
那年我上小学
四年级,似乎也就是我们同班同学看见董存瑞和炸药包的前后吧。我抑郁的小舅舅以一种小资情绪站在房顶感慨伤怀,他说我看见—-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我看见我家的电视天线了”。
他没说仿佛。我也没有会错意味,没傻乎乎的踮起脚去看那百十公里外的一根天线。我知道,我看不见。

小舅舅以感伤悲切的方式在对我追怀他家的优渥的生活,叫我颇不爽。我说那你就回家呗,我又没留你。他长叹一声,那是我所听闻到的黍离之悲近代民间舅舅版。“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愁,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以至于其后,我在被俺爹逼着背诵些无聊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起站在屋顶的小舅舅,然后这诡异的联想叫我顺带哼了一声:不就是你爹是官么,切~
所谓
羡慕妒忌恨啊,在幼小的心灵就随着诗经的滋润生根发芽了,所以俺长大后看陶斯亮的回忆,看诸多革命后代的感伤追怀的时候,就每每无动于衷——除了看毛新宇的。

一根虚无缥缈的,压根不可见的电视天线,在我和我小舅舅的心里投下了截然不同的影像—这种不同自然该是位置、角度、对比度、清晰度、伽马值之类的差异,和其形状本身无关。

这样一种跑题,也许可以说明:不周山在海边或者不在海边,也许对女娃
而言是一样的:既然她是独自一人,身边没蹲着一个喜欢翻白眼的外甥。
说来滑稽,在我小学的大段时间中,家中总有来读书的堂哥堂姐表哥小舅舅,我和那个小舅舅是相处最差的:我俩相互鄙视,背着俺娘相互攻讦讽刺,打得不不亦乐乎。他说,我是你舅!我就白眼:哼,黔驴技穷。四年级的时候我熟练的掌握了成语黔驴技穷的用法,我很得意。

接着说游于东海的女娃。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位女娃是孤身一人去游水
—-从记载上看,应该是没有随从的—-只是说她“溺而不返”。她一个人去海边,再没回来。她是游水去了么?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假设,既然,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女娃只是基于对发鸠之山的厌倦,反感,跳海自杀了呢?如果那个溺而不返是她自己谋划的,一手促成的呢?她还会痛恨那海么?
那么,在这个假设下,我们该怎样理解她的自称精卫—-为什么她没有自称自己曾经的名字—“女娃”而是改名了?
为什么她明知以发鸠山之大小,比之大海不过是沧海一粟还在反复去衔山上的砂石树木去填海?
关键就是:她究
竟是恨那座山还是恨海?

如果,那个鸟果然是女娃变化而成的—-为什么她的族人不肯来帮助她—或者,换个方式,劝说她,阻止她这不舍不弃的徒劳?
为什么其后的族人共工会怒触不周山呢?这是
巧合还是别有缘来?
看来该仔细分析下这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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