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怎样出炉的
聂作平文
从某种意义上讲，声势浩大，余绪影响至今的三线建设，其导火索竟是一起小概率的偶然事件：
1964年8月2日，美国军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交火，并击沉越南鱼雷艇。随即，美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并于7日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
这一事件史称北部湾事件。北部湾事件成为越南战争的分水岭，标志着美国从之前只派军事顾问和提供军事装备发展到全面军事介入。
越南是中国的邻邦，越共是中共的亲密战友，对北部湾事件的升级，中共高层高度关注。其时，毛泽东在抗议美国入侵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这个所谓重新考虑的行动，是指上一年毛泽东曾表示要下放权力，骑着马去考察黄河。
1964年前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呢？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比较客观地认为：“三年‘大跃进’，农业连续两年遭灾减产，以及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经援协议等因素所造成的经济困难，经过1961、1962年两年的调整，虽然有所缓和，但工农业生产仍未恢复，人民缺吃少穿的情况仍很严重。
1957年到1962年六年间，全国按人口平均的主要生活资料的年消费量大幅度下降，粮食（贸易粮）由406斤减至329斤，食用植物油由4.8斤减至2.2斤，猪肉由10.2斤减至4.4斤，棉布由19.5尺减至10.6尺。
市场商品匮乏，连日常生活必需的锅、碗、瓢、盆等都缺少供应。可以说，那几年是吃的、穿的、用的全面紧张。面对这种情况，人们焦急不安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针对大跃进等因素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大幅度倒退和人民生活的极度窘困，第三个五年计划原本应从1963年开始，但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三五”计划推迟到1966年开始。这个为期三年的调整计划，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国家建设的重心放到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上。因此，它常被形象地称为“吃穿用计划”。
1963年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一周后，薄一波对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1964年计划要瞻前顾后。解决吃穿用，吃的方面是粮食；穿的是纺织品，加上维尼龙和塑料制品（如尼龙袜、塑料鞋和鞋底等）；用的方面是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和暖水瓶等日用工业品，而不是电冰箱、电视机。要把基础工业发展起来，进行必要的国防建设。
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这是发展工业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向。”
但是，随着美军对越南战争的直接介入，随着这场局部战争的升级，毛泽东开始考量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建设到底是以吃穿用的民生为核心，还是以准备打大仗的备战为主导。显然，毛泽东心中的天平倾向于后者。他在当时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毛泽东认为，从当时的国际局势看，存在着发生大战的可能，而“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要搞一二三线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诗人脾气的毛泽东颇带情绪地表态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稿费拿出来。
也就是说，由于马克多斯号引发的东京湾事件，由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严重解读，变化比计划更快，原本的吃穿用计划还来不及全面实施就被中止，取而代之的是持续多年的三线建设。换言之，国家建设的重要度，从“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一下子转换为“国防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吃穿用第三”。
毛泽东的担忧虽然其后并没有成为现实，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杞人忧天，而是有着极为现实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独国家，这个国家正面临四壁合围的窘境。当是时，中国南部，越南战争已然升级，战火大有烧到中国大陆的苗头；东边，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时刻不忘反攻大陆，美军高空侦察机随时深入内地，美军举行的几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均以红色中国为假想敌；西面，中印交恶，摩擦不断；北方，漫长的边境线上，以前是可以依靠的老大哥，但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老大哥一下子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1964年初，总参向高层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预估了一旦发生战争，中国经济建设将可能遭受到沉重打击。报告认为，当时存在着以下几个不利于战争的现状：其一，工业过于集中；其二，大城市人口多；其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少应付敌人突袭的措施；其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
一辈子坚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骨子里极度自尊和倔强。早在1957年11月，他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曾经向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放言：“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他又明确指出，“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
作为最高统帅，毛泽东的意见一言九鼎。于是，中央很快做出决定：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由吃穿用改为备战，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予以保证。
那么，所谓三线，到底是如何划分的，它又包括哪些地区呢？
按照中央军委当年的定义，三线是将中国的国土按照距离边防和海防的远近，划分为三部分。其中三线是指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雁门关以南，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从行政区划上说，三线地区基本包括了属于内地的四川（含今天的重庆）、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和宁夏7个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中靠近内地的一部分。
习惯上，西南和西北地区俗称大三线，各省份之内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三线所涉及到的13个省区，它们大体位于我国大陆腹地，距离海岸线最近也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部边界则有上千公里。在大三线周边，耸立着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和吕梁山等高大难越的地理单元，使得大三线如同拥有铁壁铜墙的巨型堡垒。
可以看出，一二三线的国土分区，是基于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旦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一线和二线都可能成为焦土瓦砾的战场，而得地利之便的三线，是共和国必须依靠并将其作为生存与胜利根本的大后方。由此，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会倾举国之力不惜血本地大力推行三线建设。
1964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和布局，最核心的一点是：“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从1964年到1980年，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三线建设是全中国的天字第一号工程，是压倒其它一切的重中之重。16年里，国家在三线建设上的投入高达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超过了1953年到1964年11年间全国全民企业基建投资的总和。不包括随迁家属和就地参加三线建设的员工，单是从北方和东部沿海内迁到西南和西北的企事业员工，就多达450万人。
成昆线、襄渝线、川黔线、阳安线、青藏线的西格段等重要铁路交通线，也在这一时期上马并竣工投入使用。1100多个大中型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星星点点地出现在了西部广袤的大地上。
一言以蔽之，三线建设就是为了打仗。尽管后来的历史证明，战争并没有如同毛泽东预言过的那样真正发生，但千千万万的三线建设者，他们的命运却因之而改变，一座座和三线建设相关的城市，它们的面貌和格局也因之而改变。在多年来被视为偏僻蛮荒的西部，始无前例地出现了星罗棋布的现代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