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侬
跟许许多多“人艺”子弟一样，濮存昕在共和国建国的第四个年头出生在“人艺”一个艺术之家，其父叫苏民。
关于这一点，我当时很认真地问他：何以你姓濮，你父姓苏？我问这话时十分小心，因为我生怕由此会引出一出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从而使当事人不胜感伤或者难堪。
不想濮存昕很不以为然地说：我父亲本姓濮，苏民是他的艺名。
原来如此，怪不得谢晋电影《最后的贵族》演员表上赫然打出的是苏昕的字样。苏昕即濮存昕。 在濮存昕童年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便是父亲在前台演戏，他和别的小伙伴们就在后台玩耍。
玩什么？玩大人们演戏的道具。比如说头套、假胡子，濮存昕拿来戴在自己的头上脸上，就摇头晃脑地学着大人们走步的姿式，在小朋友们面前摆起谱来。想象一下其他小朋友也有竟相模仿的，于是，我是你爸爸，你是我爷爷，他是我二叔，台上演戏，台下也好一通热闹。
男孩子都喜欢玩枪，有一种道具枪其实就是真枪，只是为了怕出事，有人专门把里面的撞针卸了下来。濮存昕很喜欢拿这种枪玩儿。他不时地在走廊里东躲西藏，遇到假想的敌人，就向他开火。偶而持枪冲到化妆间，看到平日和蔼可亲的叔叔一穿上坏人的衣服，便显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这时，濮存昕就会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这个叔叔穿上坏人衣服往台上一站，就跟平日判若两人？他为什么要装坏人？他为什么装得那么像？
濮存昕当时决没有意识到，他这样想其实已是在思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而这是要到高校文艺理论课上才能得到答案的。
转眼间，濮存昕进了小学。这时，他在父亲的指点下开始学写书法，学画画。平时放了学，便在台下充当观众，看他的父辈演戏。
正如法国导演戈达尔年轻时整日泡在电影院里，日后成了大导演一样，濮存昕大约也是在台下老看戏，在许多孩子连话剧的概念都没有的时候，他已多多少少有了一点演戏的感性认识。 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就开始演出由学生自排自演的小品节目了，于是，濮存昕便上台演圣诞老人。
他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用棉花做胡子粘在自己的嫩脸上，拿出父辈演戏的架式，居然还有点儿像那么回事儿。这出节目在班里演完了又到班外去演，濮存昕着实过了一把当小演员的瘾。 生在一种戏剧人生的环境中，年幼的濮存昕有时就混淆了戏剧人生与人生戏剧之间的区别。
有一次，他看了父辈们演出的一出话剧，其中有一段恋爱戏，男主人公向女主人公热烈地表白爱情，最后，男主人公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女主人公的石榴裙下，几乎声泪俱下地说：“我爱你！”
这一段戏，濮存昕看得很感动，便情不自禁地加以模仿。一天，在学校下课的间隙，濮存昕也不知怎么就来了情绪，冲到一个平日里他一直觉得很漂亮的女同学面前，也“扑通”就跪下了，嘴里说：“我爱你！”
这一下子，把那个女同学吓坏了。她害羞得脸色绯红，掩面嘤嘤地就哭起来。周围的人先是莫名其妙，继而怒不可遏，纷纷群起而攻之，指着濮存昕骂：你干什么？你这个自流氓！
濮存昕这才意识到自己犯错误了，有些紧张地转身就走。周围的人跟着在后面骂：臭流氓！
从此，濮存昕人前人后就背上了一个举校皆知的骂名：“臭流氓“。小姑娘们看到他就躲，男同学也看不起他。这时，濮存昕不免感到冤枉，他那样做哪里有半点耍流氓的意思，只是在模仿舞台上叔叔阿姨们演戏而已。 这段时间，父亲有意地把他带进了戏剧人生。他不是学过画画吗？那么父亲就叫他学着画舞台背景。有时，英若诚等来找苏民侃剧本，苏民也故意让濮存昕在场。
濮存昕便看到大人们喝着小酒，一会儿心平气和地说着话，一会儿大声嚷嚷像吵架，一会儿干脆进入角色，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念起台词。慢慢地，酒喝完了，而一出新的话剧的本子也就这样“攒”了出来。 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说，艺术是神秘的，但对于濮存昕来说，艺术就像阳光和水，从他出身之日起就伴随着他，成为他生命之树的天然营养。
正当濮存昕的生命之树汲取着艺术的养分，蓬勃向上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翻了个个儿，没有规则，没有次序，没有了美，当然，也就没有了艺术。 那时，濮存昕十三岁，对于政治莫然无知，完全凭着一种来自生命的原始的冲动，为了一句口号，一段语录，就热血沸腾，举着红宝书上街游行——革命了。 在濮存昕脑海里留下深刻印想的最具体的革命行动，便是上北京火车站轰走到北京串联的外地红卫兵。
当时，全国大串联，所有外地的红卫兵都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来，都想在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可是，天安门再大，也容纳不了全国的红卫兵呀！终于，革命司令部有人发出命令，要求首都的红卫兵小将把来京的外地红卫兵送出北京，以保证革命司令部的安全。 那是个光荣，但又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你想，那么多外地的革命红卫兵，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北京，连伟大领袖的面都没有见着，就要被送回去，他们愿意吗？
再说了，他们到北京来，又不是玩儿，是参加炮打反革命司令部的斗争，凭什么要赶他们走？
所以，濮存昕们一开始在火车站好说歹说地劝回，根本不起作用。后来，他们不奈烦了，干脆就赶。于是，在北京火车站，北京和外地的红卫兵开展了一场体力和意志的较量。
那些时日，濮存昕几天几夜驻守在火车站，连家里人都不知他跑哪里去了。等到他基本完成了革命任务，黑头黑脸、臭哄哄一身疲惫地回到家，向父母汇报战迹的时候，苏民不由得反反复复打量着儿子，觉得他几天之内一下子长大了，便高兴地说：好，好，年轻人就是要经风雨见世面。
多少年以后，当濮存昕站在戏剧舞台上，饰演话剧《巴黎人》中巴黎公社起义的社员时，他脑中回忆起的便是自己在火车站经历的那一场暴风雨似的革命生活场景。那种亢奋、激情和愿为理想献身的崇高情感，与巴黎公社起义何其相似！ 然而，革命仅仅受单纯激情所驱动，而缺乏理性的认识和思考，这种激情终究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濮存昕不但自己在革命以后，深感到一种失落和茫然，而且也从战友们身上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那些一度冲锋陷阵，在革命的紧急关头身先士卒的红卫兵头头，革命了一阵，也慢慢提不起精神，开始“闷堆”了。
于是，革命队伍里，抽烟的抽烟，喝二锅头的喝二锅头，“拍婆子”（文革时北京俚语，即不太严肃地搞对象，等同现在的”泡妞“）的“拍婆子”。濮存昕则感到无所适从。
那是一个不能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年代，接二连三的运动仿佛是不可抵御的浪潮，推着你身不由己地随着潮流走。
一九六九年，濮存昕高小毕业，书是没得念的了，出路只有一个：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去。于是，还是孩子的濮存昕便踏上了北上的火车，一头扎进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一待八年。 于今想来，濮存昕倒并没有觉得去黑龙江有多么可怕，相反倒有一种对未知生活的新奇和想往。
第一次离京踏上东北的黑土地，因为没有帐篷，濮存昕竟就在树林子里睡了一夜。
黑龙江初秋的夜晚，已是寒气逼人。等到濮存昕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自己眼睛都睁不开了，原来眼睛已冻住结成了霜。这时，濮存昕才意识到自己要去的地方生存环境的险恶，内心深处开始涌出一股对未来生活的恐惧。 濮存昕下乡的那些年，正赶上中苏要打仗，所以，他的下乡生活除了艰苦，还要受到战争的威胁。
在中苏珍宝岛战役快要开打的那一段时间，濮存昕接到命令，被派去架电线。
那是东北最寒冷的季节，濮存昕和他的小伙伴们要把厚厚的冰层凿开，挖出一个个埋电线杆的坑。由于濮存昕未及成年，身体单薄得还只是个小公鸡，所以，这种壮汉干的体力活儿他干起来就特别吃力，常常一天干下来，才挖了那么一星半点，而裤子早已湿透，浑身冻得直哆嗦。
可奇怪的是，他并不觉得苦，只感到挺好玩儿的。为了做好战备，还要拉练。拉练时，濮存昕的棉裤破了，他就自己缝。可他毕竟是城里孩子，别说缝裤子，就是缝扣子都没有干过。所以，他老缝不好，而最后缝成了，就得意得不行，觉得自己终于长大成人，懂得自我照顾了。 濮存昕下乡的头几年是放马和干农活儿。之后，便被团里调去参加了业余文艺宣传队。宣传队农忙时干农活儿，农闲时则给农民演出文艺节目，比如《海港》、《红灯记》什么的。 有一年团里缺生火用的煤，团长心生一计，要濮存昕他们的宣传队到煤矿去演出一场，借此机会运回点煤来。
由于时间太紧，大伙儿都觉得没法儿突击排练。可团里政治处领导就是不干，非要到时候拿出节目不可。为此濮存昕险些跟领导吵起来。
最后，大家不得不没日没夜地赶排节目，节目是排出来了，就是演出时，大家老忘词儿，一台演出变成了一台闹剧。这次事件让濮存昕认识到，艺术有它自己的规律，任何违反艺术规律的长官意志对它都是行不通的。
每逢回京探家，濮存昕都要坐两天一夜的火车。当时火车上人特挤，濮存昕常常只能站着，一站就是一夜。
漫漫旅途，何处是终点？每当濮存昕扶持着疲惫的身体，倚靠着颠簸摇晃的椅背打着盹的时候，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好好熬吧，熬过这一段就可以到家了。
可是，等到他重又站在离京再返东北农场的火车上，他就觉得再怎么熬也熬不出尽头。 许多年以后，大约是一九九二年吧，濮存昕去陈家林的《杨贵妃》剧组外景地拍戏，由于走得仓促，没有买到卧铺票，他只好坐硬座。
随着车厢的摇晃，濮存昕不竟回想起了当年他插队时坐火车的情景。此时此地的他简直不敢想象当年他是怎么能够熬得过来的，那是整整五十个小时的行程呀，现在，就是十个小时，没准儿他就会有走到人生尽头的感觉了。
一九七七年，濮存昕结束了黑龙江的插队生活，返回了北京。当大部分回城青年还在街道等待分配工作时，濮存昕已经在空政话剧团穿上军装，当上了话剧演员。按濮存昕的话讲，他当时在返城的一批青年中够耀武扬威的了。其时，他二十四岁。 濮存昕重返戏剧人生的第一件事，便是想到自己年龄不小了，该谈恋爱结婚了。可是，部队有规定，凡穿两个兜军装的军人一律不准谈恋爱。这使得濮存昕很压抑。他问政委：你是什么时候谈的恋爱？政委把眼一瞪，不作回答。他一定在想，这个新兵不学好，刚来就想讨老婆。 天生散谈的濮存昕定受不了部队较为严格的管制，所以，三年以后，他便离开了“空政”，回到了他儿时玩闹过的“人艺”。 进“人艺”的契机是他在话剧《周郎拜帅》中演周瑜。这部戏演出后挺轰动，“人艺”的蓝天野由此看中了濮存昕，邀请他去演话剧《秦皇父子》中的秦皇太子扶苏。濮存昕演完了这出戏，就由此调入“人艺”。 后来，他的戏剧人生和人生戏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他像许许多多话剧演员一样，走进了影视界。
这里，首先要提的便是谢晋，是谢晋在他的《最后的贵族》和《清凉寺的钟声》中最早启用了濮存昕，才使他以起点很高的姿态进入了电影界。
谈及这一点，濮存昕也对谢晋心存感激。他说，至少跟谢晋拍戏使他眼界大开，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而跟田壮壮拍《蓝风筝》，跟夏刚拍《与往事干杯》，则是使他在表演观念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他越来越明白电影表演毕竟不同于话剧表演，它需要更多用内心去表达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濮存昕在《与往事干杯》里演一个小女孩的情人时，夏刚无数次地否定了他设计的戏剧性较强的外部动作的原因。 濮存昕戏剧人生和人生戏剧的体验，在进入影视艺术以后，又经过一番磨难，才在银屏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此是后话。
——原载《大众电视》、《深圳特区报》。
附图一二三为金侬书法参加全国展览。
附图四为金侬书法走进北京地铁站。
关于金侬：
本名张扬，书法落款名金侬，常用笔名废墨。
著名书法家，知名影评人、记者，资深媒体人，小说家，编剧。
中国文联编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丝绸之路电影节评委，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书画协会会员，中国书画院会员，中国书法名家联合会理事，中国民盟书画院会员，中国民盟北京市委文化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书画院会员，清华附中特聘专家级书法教师，文化部老年大学特聘书法教授，原《大众电影》杂志编辑总监。
更多资讯，可搜寻互动百科金侬词条，百度一下金侬书法，或可关注金侬头条号——金侬自媒体。
敬请关注金侬先生自媒体：金侬书苑
金侬人物随笔：濮存昕被骂“臭流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