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绘画艺术坏蛋店发布的关于《澳大利亚》的图文消息
最近刘伟伟的一个艺术项目《澳大利亚》引起了艺术圈(至少是艺术圈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和讨论,还出现了针对这一项目的另一波艺术实践,一些艺术圈中的工作者以“决定刘超命运办公室”的名义再次将《澳大利亚》推向了讨论的浪潮中,并且有人数次以刷票的方式尝试扭转投票的结果。刷票与“决定刘超命运办公室的声明”又引发了刘伟伟的回应,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讨论持续展开,刘伟伟自己也多次在网络上与各类意见进行交流。处于各种目的,不同的人们介入到投票的公正性问题中,使票数出现多次拉锯的局面。至此这一项目仍然在继续发展中,即使投票结束,关于它的讨论仍未止息。在我看来,《澳大利亚》是一件典型的媒体艺术作品,它没有实体,如果非要说有,它的实体就是它所处的语境及不断吸纳的各类话语与问题。
“决命办”的声明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项目的缘起和实施方案:
“2017年7月,刘超想以技术移民的方式,彻底离开这个国家,去澳大利亚生活。刘超的想法,引起了他父母以及其他家族成员之间无休止的日常冲突和观点争吵。在刘伟伟与刘超一年多断断续续的沟通中,刘伟伟发现他作为一名普通工人,想要离开这个国家的愿望是如此困难。在今年他出国需要的雅思成绩未通过后,刘伟伟逐渐察觉到了刘超关于移民这件事上的心态变化。于是刘伟伟和刘超商量之后,决定使用当时作为刘超结婚礼物的DV摄像机,完成关于他移民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刘伟伟和刘超决定用这个DV,最后拍摄两段投票广告。这两段广告的内容为:刘超为自己留在中国或者去澳大利亚拉票,让公众投票决定刘超的去留问题。如果公众投票决定刘超留在中国,他将放弃个人出国的权利,继续在国内生活;如果公众投票决定刘超移民澳大利亚,那他将想尽一切办法,耗尽自己所有能力,直到彻底离开这个国家,前往澳大利亚生活。”
这是刘伟伟自己写的文案,可以看作是作品的起点吧。
刘超在摄影棚中的现场照片
谈到媒体艺术,这几年我几乎在一切可能的场合讨论媒体艺术现象,因为这种艺术实践方式已经成为当下最有活力的一种,如果漠视它,无异于井底之蛙。我所理解的媒体艺术,其实就是艺术家(并非特指艺术行业的专业工作者,而是所有以自觉意识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创作和表达的个体)利用各种可能的媒体资源(包括网络、纸媒以及社会化事件等)进行创作的一种非实体性的艺术实践。说这种实践是艺术,是因为这类工作常常首先是以非日常的、非固定的、非确定的方式开始,用感知的方式来“邀请”所有可能的受众来参与进来,从广义上说,这仍然是一种审美的实践,不仅艺术家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主题和形式,而且公众也是以审美的、经验的方式感受、呼应这种实践。媒体艺术的成立,在于它以开放的状态引起社会多层次受众的反应,艺术家在实施过程中未必要给出明确的立场和态度,他(或她)主要是提供一种与某种具体语境紧密相关的“文本”(可以是图像、文字、影响、实物、信息等),将某种与现实处境有关的问题对象化和具体化,并不给出答案,答案不在艺术家手里,也并不在受众手里,而是在广泛的、变动的、不确定的社会汪洋之中。随着社会性的参与、讨论,答案不断被建构、解构、粉碎、重组,有时候持续不被定型,一直在社会各种小体制和小语境中漂流、聚合。
第一次“刷票”现象,投票数超过了阅读数
媒体艺术尽可能利用最灵活的方式、最方便的途径、最广阔的语境、最有效的呈现将个体艺术家的问题意识灌注到尽可能广泛的公众空间,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参与性实践。有时候,好的媒体艺术通过有效的干预、搅合、提问、冲击、破坏、邀请、聚合,使更多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审美判断、知识结构发生松动乃至更新,并通过问题来激发新的思想和经验,当然这种激发的结果基本上只能是无法预测的。就事实来说,媒体艺术是当下最有可能获得现实问题性的艺术,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内的艺术已经腐朽地近乎活力殆尽,另一方面是因为网络的迅速发展为艺术家提供了可以与广泛人群连接的机会,各种网络直播与发布活动都是绝佳的作品实施媒介。其实,媒体艺术并不是近些年才有的,从达达时代开始,到后来的博伊斯、安迪·沃霍尔、艾未未等人大致皆可算为这一类型的艺术家。这里的“媒体”指从现代媒体产生以来不断衍生的各类公众性媒体。媒体艺术的实践也并不局限于艺术界,其实很多公众人物,一旦有了激发公众问题、现实问题的自觉,他(或她)更容易成为一名媒体艺术家,比如北野武等明星。媒体艺术也为很多平民打开了大门,例如一些通过抖音迅速引发话题的人,一旦具备了强烈的介入社会意愿和提问意识,也可以成为媒体艺术家。评价媒体艺术,重要看其是否足够生猛、足够具有问题性和争议性,是否有认知上的新鲜感和挑战性。
抖音上的直播节目
就这次《澳大利亚》项目而言,很多艺术圈内人士对这一实践进行的讨论,批评、否定、质疑的意见占据了大半。我们先不谈这一作品是否做得出色(其实现在也很难评判,毕竟它还在持续发生发展着),我们倒是可以先思考一下这类作品,应该如何理解和回应。事实情况是刘伟伟这种媒体艺术创作状态,很多人还是不能理解。不过这种不理解也非常正常,毕竟经典化的当代艺术在中国尚且属于待普及的状态(即使对艺术圈也是如此),更别提媒体艺术这种怎么看也不像艺术的“怪艺术”。但无论是因为对作品的不解,还是对作品的不满所引发的争论和评判,也一起构成了作品内在的一种意义。如果能够明白媒体艺术是什么,就会明白这种创作真正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便不会以日常生活伦理道德、常规经典化艺术标准及各种“政治正确”或“审美正确”的逻辑来理解这类作品。
北野武在综艺节目上
很多人对刘伟伟的批评常常采用对一个正常艺术作品的批评角度,或者以正常的人文主义式的社会伦理观念去批评。这种媒体艺术不是一般以上的艺术,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如果你知道艺术家要什么,你就会明白你越反对他,他的创作越有资源可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将更为丰富、复杂、鲜活的社会反应与议题都激发并包纳进来,激烈的反馈越多,越是遂了他的心愿了。对于刘伟伟这类实践者来说,所有对他的批评质疑、辱骂和否定以及赞许、支持,都将成为他作品内在力量的一部分,随着讨论、争议的持续,这件作品还在扩张它的躯体,这类作品有时可能会成为不断变形的怪物,但怪物的诡异与野蛮并非来自艺术家本人,而来自我们共生共在的这个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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