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
王 晖 曾小月
出生于经学世家的刘师培，是清末学界公认的学术奇才。他精深的文学造诣与渊博的经史学识使之成为清末声名煊赫的古文经学家与语言文学家。汪春泓于《刘师培文学思想概论》中曾指出，由刘师培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授课讲义，如《中国中古文学史》等，均对20世纪以至今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产生过深刻影响。（刘师培205）刘师培于1905年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南北文学论》亦是如此。由于有着深厚的语言学与文学功底，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更是做到了追本溯源、层层递进式地深入论述，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其认为南北文学之迥别的这一论点。
一、《南北文学不同论》之内涵
首先，“音分南北”。刘师培注意到了文学的语言属性。从广义文化含义上来讲，文学是一种语言行为及其作品，而身为文学载体的文字则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辅助工具。（叶蜚声、徐通锵13）继而在论述“南北文学不同”这一命题之始，刘师培就先论证了“音分南北”这一话题。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三十三》中曾有：“夫音律之始，本乎人声音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音律的起始是根据人发出的声音，人的声音包含五音，这是出于人的生理气血的活动所致，古代先王就是仿照它来创作乐曲的。所以是乐器模仿人的声音而不是人的声音去仿效乐器。由此，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如此推导：“夫声律之始本乎声音。发喉引声，和言中宫，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商角响高，宫羽声下，高下既分，清浊旋别。”并引用《吕览》之“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音”来表示南北的音律不同。如果古代调整音律的标准是人的发声，那么南北音律的不同，不就是都意味着其以之为标准的南北人发音各不相同吗？在这种推衍下，刘师培得出了“音分南北”的结论。
而根据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由于人口的流动与增长、疆域的扩大与经济文化上的不统一，世界各民族的语言都存在着自己的分支与变体。华夏民族也不例外，汉语言确实也存在着某些地域性的差异。从语音方面来讲，汉语方言的分歧很大，像北方方言的代表点北京话，声母分[??.s]和[t?t?.?]，鼻韵尾分[-n][-?]，有四个声调，没有入声；而南方的吴方言的声母则分清浊，不分[??.s]和[t?t?.?]，鼻韵尾不分[-n][-?]，有入声。（叶蜚声、徐通锵187）
其次，南北之“言”各异。“声能成章者谓之言”，既然南北两地的发音各不相同，在语音基础上的词汇是不是也应该各不相同呢？刘师培指出了南北两地在语音基础上的“言”也各不相同，并将南北语言进行划分。具体将北方语言分为河西区域、河北区域、汉南区域三类，将南方语言分为金陵以东区域、金陵以西区域、湘赣区域、闽广区域、云贵区域五类。
虽然现行的语言学标准大致将汉语言分为七大方言区，但与刘师培颇为一致的观点则是，汉语言的各方言词汇之间确实存在着名异实同的现象。例如，鲁迅小说《社戏》里描写的被阿发、双喜偷吃的罗汉豆，是典型的绍兴方言词汇，在绍兴话与宁波话中被称为罗汉豆抑或蚕豆，可是若换为别处这种食物却被称为豌豆。又如，河北唐山称向日葵为“日头转”，而山东济南却称之为“朝阳花”，湖南邵阳则称其为“盘头瓜子”。（叶蜚声、徐通锵187）由此可见，南北方言的词汇运用也确实存在着较大差异。刘师培所言的“言分南北”的结论并非虚言。
最后，南北之“文”迥别。“言之成章者谓之文”，从语言到文字，刘师培得出了他整篇论文的核心论点“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可以说，刘师培这种将核心论点由表及里、层层递进式的提出方式既使得文章具有了很强的层次感与逻辑性，又兼顾考虑到了文学的语言属性，符合了文学研究的规律。正如“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文心雕龙·声律》）所揭示的那样，“乐器模仿的是人的声音，而并不是人的声音去仿效乐器。有声的语言才是构成文章的关键。”既然“故言语者，文章关键”，如若“言语者”南北有别，文章岂不更亦如此？
三方论点层层推导，刘师培得出了其整篇论文的最终落脚点：“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二体。”其中“土厚水深”与“水势浩洋”的两大地理环境要素对比，更是与今日中西方关于农耕与海洋文明“海—陆”两大文化因素相较的研究思路有些不谋而合。而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与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更是构成了华夏民族内部的“海—陆”两大文化因子的对峙。对此，刘师培给出的则是有关中国诗歌源头《诗经》的例证，其云：“惟《诗》篇三百，则区判北南：《雅》、《颂》之诗，起于岐丰，而《国风》十五，太师所采，亦得之河、济之间。故讽咏遗篇，大抵治世之诗，从容揶揄，如《周颂》及《大雅》、《小雅》前半，及《鲁颂》、《商颂》是。哀世之诗，悲哀刚劲，如《小雅》中《出车》、《采芑》……北方之文，莫之或先矣。惟周、召之地，在南阳、南郡之间。此《韩诗》说，予案《周南》言汉广，言汝坟，则周南之地在南阳、南郡之东……故二《南》之诗感物兴怀，引辞表旨，譬物连类，比兴二体，厥制益繁，构造虚词，不标实际，与二雅迥殊。”在这里，刘师培列举出了《诗经》中的北方文学中的治世、哀世、记事之诗与南方文学二《南》之诗的差别，北方之诗除了具备讽咏治世、哀世、记事的主题与叙事功能外，还具有“从容揶揄”、“悲哀刚劲”的文学风格，而以二《南》之诗为代表的南方之诗则具有“感物兴怀”的抒情功能与“不标实际”的文学特点。事实上，文学史上有关对《二》南诗——这一十五国风中非以诸侯国直接命名的《周南》、《召南》两部分——研究的记载一直是不一而足。刘师培更是认为《周南》、《召南》不仅是不同于其他十三国风的两部分，甚至更是影响屈原等诸多后世南方文学家创作的文学源头，其云：“至于哀窈窕而思贤才，咏汉广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至此，以二《南》之诗为源头、以屈原为首的南方文学一脉的文学特点被刘师培延至后代。刘师培认为屈原之诗“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是“符于《二南》之比兴”，枚乘、司马相如“写物附意，触兴致情”是“导源楚《骚》”；而西汉“镕式经诰”是“源出于《雅》、《颂》”，建安七子之作“悲哀刚劲”是“询乎北土之音”。
既然，是为后世“导源”的楚《骚》是符于二《南》之诗，那么“询乎北土之音”的《雅》、《颂》与其他十三国风又与二《南》有什么区别吗？答案是显然的。《周南》中的第一首民歌，正是那首通常为人们所最熟识的《关雎》，其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热烈表白方式更是以其情感迸发的浓烈、真诚令人印象深刻。这种表达方式是与以礼乐文化为根基的北方文学截然不同的。也正是刘师培所论述的“土厚水深”与“水势浩洋”形成的由“海—陆”地理环境差异所构成的文化结构的差异。且看以农耕为主的北方地区是如何表达对爱人的思念（《卫风·伯兮》片段）：“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的描写似乎也足够大胆、热烈，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里女主人公表达思念的对象的身份是“为王前驱”的军人丈夫，并且称之为“朅兮”、“桀兮”，即勇敢、杰出，可见主人公在表达思念的同时对自己丈夫的军人身份的深深认同感与赞许之情。这其中不可避免的就带入了某些文本之外的政治与伦理因素，曾大兴教授认为这是黄河流域的人民对自己心中英雄的称赞，是北方文学中英雄崇拜的象征与表现，并且深见其中的以农桑为本的文化特质与务实的人文品格。而相较之下二《南》之诗中的情感表达则相对纯粹、直接。曾大兴教授将其视为是南方文学中对美人崇拜的情感表达与水势浩淼形成的浪漫人文气质，（曾大兴141—142）对此，笔者不再加以论述。而这其中刘师培对于南北地理与文学，文学与文化三者关系阐释之确凿相信也无需笔者赘言。
二、《南北文学不同论》之特点
从事刘师培文学观研究的汪春泓先生认为，由于深受经学及乡帮文化——扬州学派的滋养，刘师培的学术与文学观必然受到了两者的影响。这其中两点重要的表现是：刘师培精于小学的学风特点与深具考据派经学家文学观的思想特点。
可以说，这两大特点在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一文中体现的尤为突出。首先，题为《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却以南北不同的声训、字学入手，继而刘师培又从南北不同的自然环境入手论述，做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与“南方之地，水势浩洋”的对比；并以南北自然环境的不同得出深受其影响的南北人文环境亦为不同的结论，做出“民生其间，多尚实际”与“民生其际，多尚虚无”的对比；并进一步地指出南北迥别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即地理环境的两大分支，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刘师培才再次对比得出北方之文“不外记事、析理”、南方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的结论。其中“由音及言”的微观切入视角与“由言至文”的论述思路，正是展现了其重视声音之学，特重小学根基的学风特点。并且，将刘师培关于历代文学家创作的评论细细观摩后，不难发现，刘师培之评点、论述中带有明显的文体学批评的特点。刘师培论及文人的创作特点，多是以语言形式的角度入手，对文人的文体风格加以区辨继而将之分作南北。例如，他论东汉北方之文为“词多併俪，句严语重”，论及其南方之文则是“多属单行，语词浅显”，论及七子时做“隐义蓄含，余味曲包”，论江左诗风时做“词谢雕采，旨寄玄虚”，这其中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文体学批评的特点。而文体学批评的具体操作方法却正是以语音、词汇入手继而论及句法与文法，恰如刘勰所言的“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的评述思路。而刘师培运用的文体学批评方法与其重小学的研究思路也正是不谋而合的，两者互为表里，互相推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的论述思路与方法即为明证。
另一方面，为了论证“南北文学迥别”这一学术观点，刘师培以几乎包罗、贯串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纵向、开放姿态，放眼于先秦文学以来的中国文学著作，以作品产生背景为依据大致将其进行南北划分，将中国古代文学几乎贯串式地进行评点，并以此来论证“南北文学迥别”这一论点。这既是刘师培深受考据学派影响的结果使然，更是刘师培自身深厚文学、经学功底的间接显现。汪春泓先生大加称赞其为：“堪谓辨析入微，颇具实证之功，所获结论也较为精确。此种学风，对当今治文学者，无疑亦具有借鉴的意义。”（刘师培207）也正是在大量文学史实的佐证下，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点的根基稳固，其不同于批评家的单纯直觉而是兼顾了客观与实证性，是为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仍具有深意。
纵观《南北文学不同论》，不难发现刘师培由南北音、言方面差异逐渐向南北文学迥别演进式的推导过程之精妙，他的这种逐渐演化、层层递进的论述结构使得整篇论文脉络十分清晰，论点突出且重点突出。“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既是文章的最终落脚点，也是与上文中论述过的“南北音言不同”的论点发生影响的直接结果。如果“南北文学不同”论点的提出为我们展示了刘师培缜密的逻辑思维，那么关于这一论点的展开论述则为我们展示了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刘师培不愧为出身世家的清末杰出学者，他来去自如地畅游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史实资料中，并以肆姿般的气度包罗评点了中国文学自秦汉至明清几乎所有文学大家的作品，其论述时代跨度之长，引用资料之详实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如此一篇精妙的佳作本已足够令人欣赏、赞叹，然而结合发表此文的时代背景，刘师培独到的学术眼光更是令人感慨、敬佩。
三、《南北文学不同论》与中国文学地理学
相较于其他文学批评理论，文学地理学受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较小，甚或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制造”。早在周朝，国风就曾被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来分类，事实上就体现了文学地理学的眼光。（曾大兴9）将文学与地理相联系，且从地理学角度考察文学创作是古已有之，如《楚辞》是也。而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更有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流派，譬如“江西诗派”、“永嘉四灵”等。刘勰于《文心雕龙·物色第四十六》曾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刘勰于不经意间便产生了一种与物感说密切相关，但其内涵又全然不同的批评方法——地理环境论。（冯淑然）
虽然具有文学地理学的眼光与视角，然而古人却并未真正具备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以刘师培、汪辟疆为首的一批近代学者肩头。曾大兴教授曾赞许：“真正开始具有文学地理学的某些学科意识，从而把古人的那些片段的言说，发展为较有条理的专论的人，是近代的刘师培、王国维和汪辟疆等，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方面的专论，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曾大兴10）陈迪文与徐旭也撰文，认为清末的这批学者已开始自觉运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理论来研究文学。（陈迪文、徐旭）汪春泓在《刘师培文学思想概述》中总结到，刘师培对南北文学风格特点的评价是基于自然环境因素决定论的影响。（刘师培223）
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与充满前瞻性的新视角，对于后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二体……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的论述既是对中国古代学者对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气候—气质—风格”这一思想的继承，更是符合了现代文学地理学关于“气候对文学家及其作品风格影响”的研究思路。可以说刘师培不仅注意到了现代地理学研究中关注到的气候及水文等地理因素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更是以对比研究的方法将不同地域的文学进行比照研究。正是这种文学地理学上的自觉学科意识，使得刘师培所著的这篇《南北文学不同论》时至今日仍发挥着自己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四、《南北文学不同论》之不足
诚然，《南北文学不同论》于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并非说该文百无缺漏。也许是长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缘故，刘师培在论述“南北文学不同”时，很明显地受到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溯流别”方法的影响，从而对作家风格形成的历史原因及源头特别关注。但这也造成了刘师培在论述“南北文学不同”这一论题时，存在着研究资料过丰富、时代跨度过长的问题，以致论据繁杂而冗长。此外，想要论述涵盖所有中国文学家的刘师培不免有些流于分析而缺少成熟的理论建构。并且由于研究对象的过于丰富，刘师培忽略了文学创作中的某些个体性因素，过于片面、生硬地将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创作作品归为“南—北”风格中的一类。事实上，这也是刘师培对有着复杂构成机制的文学创造活动理解不够充分的表现。文学创造活动其自身有着复杂的运作机制，在这一系统内文学创造的主体与客体都受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地理环境因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将处在此机制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简单地套入地理环境“南与北”的两极模板中，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也是机械并且不科学的。并且刘师培仅仅注意到了文学受地理环境影响的单向关系，而根据现代地理学研究发现，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辩证关系。一旦文学的地域性融入到当地的地域文化，它也会成为当地人文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反过来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发挥作用。（曾大兴25）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并未意识到此种互动关系。
虽然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有着些许瑕疵，然而其南北文学不同观的提出仍然意义非凡。回首百年，刘师培所处的时代并非中国文学发生大变革的时代，西方许多系统的文学理论与文艺思潮并未形成像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浩大涌入之势，国人的思想大门尚未被完全打开，能够具备像刘师培这样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已实属不易，其于现代文学地理学研究仍然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
引用作品【WorksCited】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冯淑然：《〈文心雕龙〉的地理环境论》，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陈迪文、徐旭：《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之综述》，载《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晖，暨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曾小月，汕头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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