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慧寺巷，这个场景离我家50米）
我想写写苏州的定慧寺巷。他是我少年和青年时代待过的地方。我写定慧寺巷，不是为我，而是为我的父亲。
十一岁那年我跟着父亲母亲从镇江来到苏州，就住在定慧寺巷的东头。父亲是一九五零年从上海到镇江的。退休以后把我们一家又带回了老家苏州。他一生很多时间都在火车站工作，以此养家糊口。
（我父亲60岁之前的照片，在镇江瑞芝里家的楼下，我10岁之前生活在那里。）
苏州老家没有老宅，我的姑母，即我父亲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住在定慧寺巷，最初就借居在她家。那年正是一九六六年，来到苏州给我第一个记忆的是，许多人家都把瓷器、字画、还有佛像、神器等，拿到巷里，扔了、毁了、烧了，父亲带着我怔怔地看着。
定慧寺巷的东口，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板桥，叫吴王桥。走过桥是钟楼头，当时是很冷落的地方，还没有钟楼新村。定慧寺巷的西口，是甫桥西街。甫桥西街没有一家商业店铺，马路两旁种着女贞树，没有一点点喧闹，是很幽静的一条街，现在不一样了，改名叫凤凰街，街两旁开满了灯红酒绿的饭店酒（双塔小学对门的场景）
我来到苏州就在巷子里读小学。叫双塔小学，就是在巷子中间的现在叫双塔公园的地方。很简陋的房舍，双塔就在校园内。双塔的西面是操场，南面建起的一排平房就是我们的教室。双塔是被围墙圈在校园内的，里面一片荒芜。我现在才知道，那荒芜的园子，原是五代罗汉院大殿遗址，曾是香火旺盛的所在。
过了没有几个月，房管所给我们分到了房子，一间正房一间厢房，很巧的是，这个住所，还在定慧寺巷。只是从东头搬到了西头，离甫桥西街只隔有一家门面。从此，我一直住到而立之年以后才离开。虽然，期间我下乡插队，上大学，离开了苏州多年，可我的家还在那里。
（退休之后，回到老家苏州后的父亲）
我还是说说我父亲吧。我父亲小时候不是在定慧寺巷长大的。只是六十岁以后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他十八年以后去逝。父亲六岁丧父。是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还有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既娇宠又吃过苦头，曾经做过小贩，却亏了本，给茶馆跑过堂，却会把茶水泼翻几次。他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挺拔而有力。但自理能力很差，直到去逝，自己都不会洗一件衣服和烧一锅饭。
我父亲曾娶我大妈为妻，生两男两女。我大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夫去了香港定居，二姐一直在上海，我小时候的劳保福利就是跟着她的，大哥在他十九岁那年患病去逝了，那时我还没出世，二哥在我出生那年去了青海，如今他在青海已经子孙满堂，在最近的十年中，我曾三次去青海看望他们，侄女们与其把我当小叔叔看待，不如说把我当作大哥看待，因为我年龄实在比她们大不了多少。
大妈患病去逝。后来父亲又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又生了我们两女三男。父亲生我的时候已经五十一岁了。在我的印象中，与其说是父亲，不如说像祖父。
（我父亲与我母亲）
父亲是怀着落叶归根的心情回苏州的。六六年及以后的几年，是特殊的几年。那几年父亲心里一定悲哀。大概一九四五年，父亲凭自己识几个字的原因吧，到了上海火车站工作，还加入了国民党。听父亲说，是集体加入的，解放战争时期，铁路部门是半军事单位，不参加意味着将失去饭碗。
就是这件事让父亲吃尽了苦。当时，我在双塔小学读四五年级，有时放学回家，就会看到几个人，坐在厢房里，与父亲谈话，气氛很紧张。母亲会偷偷地拉我到一旁，打发我到角落的厨房去。父亲是国民党，他写得一手好字，大该担任了文书什么的。为整人吧，所以不时会有一些单位的人来调查、取证一些“当权人”。那个年岁这是了不得的大事啊。居委会如临大敌，邻居戳戳点点。况且，我大姐又在香港，真是风寒交加。我常常躺在床上，在漆黑的夜，仰望着天花板，听父母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
（我母亲与我三姐）
有一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坐在五二班教室，在我的北面是双塔，从窗口望过去，斑驳而灰暗。是一节语文课吧，老师讲完课，还剩几分钟。他突然神情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这里的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特务，这个同学同样也隐藏得很深。接下来这位老师说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见，只感觉五雷轰顶。我是如何的羞愧？我是如何的心冷？那窗外的双塔，扬起头，在我看来直刺云天，这位老师的两句话，更象两把刺刀插入我的心里。
那一天，我是流着泪，流着血，走回家的。回家我什么也没说，望着悲哀的父亲、悲哀的母亲，我什么也没说。一个月以后没说，一年以后没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四十年以后，现在父亲去世二十多年、母亲去逝两年了，今天我才第一次，从心里说出来。
一九七四年，我从苏州十中高中毕业，我去了太仓乡下插队落户。父亲年近七十岁，与六十岁的母亲一起，从定慧寺巷的那个小屋，送我到了太仓靠近浏河的杨林河边，他们的脸上只有无奈和慈爱的神情。
（没戴眼镜的父亲）
在农村的几年，我不常回家。每次回来，都看到父亲格外高兴。他手臂上常佩着一只红袖章，坐在定慧寺巷中的苏公弄口值班。我心里知道他高兴的理由：那说明他政治上没问题。居委会让他值班，是对他的信任，他虔诚地认为，居委会对他信任，就是政府对他的信任。
苏公龙是因为苏轼曾在此居住，而留下了古迹。苏公弄南头是定慧寺，苏轼与寺院主持僧守钦友善，常往来定慧寺巷，寄寓寺中。当年父亲坐在弄口，注视来往行人，有何感想？其实，那时候他只有苦尽甘来的那种满足：感到可以直起腰杆做人，可以不再连累儿女了。哪有什么思古之情。
也许是少年时候的这段经历，我曾是很内敛的人，在人面前很少说话，在陌生人面前更不会说话。小学中学的时候，放学就在家里，不出门，我从不与巷子里的邻居小孩玩。母亲也不会让我干家里的活，我只是看书、读书。父亲也从没有问过我学习成绩好坏的事。但父亲是一个把荣誉看得比较重的一个人。我的去青海支边的二哥，是第一个为他挽回面子的人。我二哥在青藏高原几十年，在七十年代早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盐区一个基层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这件事，是父亲晚年重大的事件了。在父亲看来，二哥为我们这个一度压抑的家庭，光宗耀祖了。意义不仅限与此，他的子女都会有光明的前程了。以后的事实也是这样，我姐我哥从二哥开始，都相继先后入了党。父亲晚年是长长舒了一口气的，终于没有让他的历史问题影响子女。
我父亲和我们的家庭，是没有重男轻女的意识的。他对我一直在上海铁路部门工作的二姐最信赖，家里有重大事情都找她商量。小时候在我看来，二姐是家里最有办法的一个人，她在上海铁路局下属的一个单位做主要领导，几乎好像什么人都能见到，她也是父亲引以自豪的人。许多年以后，我从农村中学调回苏州，就是她给我想办法解决的。
（定慧寺巷内的一条支弄叫苏公弄，父亲曾在这巷口，带着红袖章值班，这是他莫大的荣誉）
我香港的大姐是既给父亲带来灾难的人，也是给他带来好容颜的人。那个时代家有人在香港，说不定一个晚上就会给家庭带来莫大的灾祸，那个年月是如何让我们一家恐惧。国家形势好转以后，大姐回家探亲了。有港币，有大陆见不到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生活品带来，一时又让我们家成为巷子里左邻右舍聚焦的地方。大姐在香港是一个家庭妇女。也是很多年以后，我出差去香港我去看望她，她是如何的欣喜。现在她已经去逝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她见到我笑眯眯的样子。当年大姐要回家探亲一次，要准备好几年，积攒下零用钱，为的是回家看看父亲和弟妹们。大姐用钱上是最像父亲的一个人。回家以后，给这个钱，给那个钱，好像她是银行家一样，见到我大姐是我父亲最高兴的时候。
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有一个形象定格在我心里：他把两手笼进袖管里，趴在厢房中的桌子上，不紧不慢地给我讲定慧寺巷中的故事。他说，定慧寺巷是读书人呆的地方，双塔是两支笔，定慧寺巷东头，走过吴王桥，穿过钟楼头的那座方塔，是砚。读书人都要到定慧寺巷来赶考。当时我听了，感觉到父亲有些迂，很不相信。现在，我查阅资料。才知道，定慧寺巷曾经是苏州贡院所在地，在双塔之西，苏公弄之东的地方。是江苏巡抚李鸿章所建，可以坐千人，有县考的宏大的场面，是苏州的学子获取功名的必经之路。
（我们在定慧寺巷的家，父亲在家中的天井里留影）
一九七七年那个春天，积压在社会上的十届高初中毕业生，像火山口流出的岩浆，赶赴恢复高考的第一个考场。我有幸是我们生产大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第一次恢复高考中，考取大学的人。父亲人老了，步履蹒跚了，他把我的录取看作是人生的高峰。看到邻居会走过去，会说，我小儿子录取了，看到亲戚会走过去，会说，我小儿子录取了。因为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第一个大学生。是我们家祖祖代代零的突破，怎能让父亲不欣喜和欣慰呢？
父亲的晚年是平静和宽心的。我的哥哥姐姐都成了家，生儿育女头。他几乎是每天坐在客堂里的藤椅上，怀抱孙子或外孙女，阳光照在他身上。有时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候，小外孙、孙女们放学回家，他会带着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家里走到巷里，再从巷子里，走到甫桥西街，再从甫桥西街走到濂溪坊的馄饨店，化七分钱，买一碗小馄饨。当时的濂溪坊如今已经成为干将路的一部分了，往事依稀，父亲就是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
柳袁照：定慧寺巷与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