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的放映，吊起了人们一度平淡的胃口，电影院场场席无虚座，这样的情形好像我小时候曾经遇到过，一部影片上映，苏州城里仅有的三、五个影院，场场爆满。在这个时候，还能出现这样情况，为什么？我很少有时间，有悠闲地时间，走进电影院，去悠闲地看一部电影。多看一部电影与少看一部电影，于我来说，关系不大。可是《我不是药神》放映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不看不行。亲朋好友见了，一般会问：饭吃了没有？此刻，却会问：《我不是药神》你看了没有？还没有看，会感觉很落伍、很遗憾。为什么？或许是期望值太高。我终于坐在影院，开始欣赏这部电影，可是我没感受网上人们传递的那种情不自禁泪水涌动的感受。触发我的是平静的思考：面对影片流动的一幅幅画面、面对影片出现的这些人物，却引起了我对教育、特别是对学校教育的思考。
无需对电影情节再赘叙，简单概括一下：电影对准了一个生病的群体，慢粒白血病患者，吃正版药，4万一瓶，普通人无法承担。为了活命，走私、吃走私药。警察抓捕，躲避抓捕，最终破案，药王被抓捕。情节简单，不复杂。人物也简单，几个形象，程勇、思慧、黄毛、老吕、牧师这个贩卖仿制药的团队。这几个人从故事发生的2002年的背景分析，分别是60后、70后、80后。作为一个老师，职业习惯，我在此提问：他们受到是什么样学校教育？他们所呈现在贩药过程中的人品，与他们先前的学校教育有关吗？
大家都同情程勇，甚至喜欢他。我却要问：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学生成为程勇吗？靠卖印度神油的小商贩，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大男人去卖壮阳药，无论赚多少钱，怎么也不是该做的事。我们会赞同我们的孩子与学生去做这个事情吗？程勇卖壮阳药，连租金都付不起，隔壁开宾馆的老板说，这种壮阳药我用过：“没毬用。”程勇回答道：“是你毬没用。”幽默、诙谐的对话，出神入化，深刻吗？程勇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变成了印度仿制药“格列宁”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获得了巨额的利润，生活剧烈发生了变化，病患者们称之为“药神”。有两个细节让人感动：单身妈妈思慧，为了给女儿治病，去干那份跳脱衣舞的工作。由于参与了程勇的贩药团队。一天，程勇带着他的同伙一起去看脱衣舞，经理让思慧上台表演，程勇不干，扔出一大把钱，说思慧是来看表演的，她是观众。要经理自己上，在金钱的诱惑面前，这个大男人竟然抱着钢管，忸怩百态，跳起来，边跳边脱。看到了这一场景，我想到了梁山好汉。像谁呢？我一一对号入座，又一一否定。第二个细节：家乡在贵州凯里的黄毛，只有二十岁，因为患病躲避亲人来到上海。他抢药，被追查发现，不是自己吃，而是抢回去后分发给那些连仿制药都买不起的白血病患者。贩药有了收入，程勇分发奖赏。黄毛的奖赏费抵消了抢的药费，以为得不到分文，意想不到的是，药王分文不少，与其他人一样，同样全额奖励了他。黄毛感动地潸然泪下，在场的所有人也感动得潸然泪下。我相信在电影院的观众同样也会有人潸然泪下。他们分明是梁山好汉，在《水浒》见到的人，在电影院里又见到了，能一一对应吗？或许能，或许不能。本来马上回家了，回凯里的火车票都买好了。可是意想不到又令人心碎的是，黄毛为了替程勇顶罪，开着车冲出去，便立即被警车包围，在追赶的过程中，迎面撞上一辆大卡车，当场死亡。是不是英雄壮举？与警察对抗，怎么能称之为壮举呢？价值观是不是变异了、扭曲了？在电影院里似乎丢失了主流价值观。我不想讨论这本电影本身，我只是想由这本电影引发我思考的一些教育问题。学校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学校也不可能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等栋梁之才，更多的是遵纪守法的普通人。我们培养什么样的普通人？药王程勇是我们需要的吗？还有思慧、黄毛、老吕、牧师是我们需要的吗？在我们看电影同情他们、默许他们、为他们流泪的同时，我们想过这些问题吗？今天的学校，是讲安全第一的学校。在学校里孩子们循规蹈矩、温良恭俭让，甚至连打架都不会、都不敢，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曾经想写一篇随笔，谈谈如何保护孩子们的“野性”？保存一点学校教育的“野性”，——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见的本真般的“野性”。只是一度想想，也没能写出来，现在看了《我不是药王》，又唤醒了我的这一想法：梁山好汉精神，在当下学校教育中还有现实意义吗？药王程勇见证了疾病带给人的痛苦与绝望，毅然再次走上为大家寻药的道路。这一次，他完全不挣钱，成本价进，成本价出，甚至倒贴钱给病友带药，购进2000元，卖出500元。最后被抓、坐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品行？这一切能在学校教育中提倡吗？即学校还能、还会、还应该培养药王程勇吗？——我们可以一起解答吗？2018年7月11日，草就于火车上
柳袁照：学校教育还能、还会、还应该培养药王程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