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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二天,老杨品谈从2015年7月做起,到现在整4年半了。一共发了1364期,一个人做日更,我自己看到这个数还挺有成就感的。
常有人问我,为啥这样坚持,也没什么收入,有时还挨骂,费力不讨好。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喜欢显摆。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坚持显摆了4年半之久。
有人说,这需要毅力。
其实还不是。到了一定程度,做一件事就成了习惯,生活的一部分,不干就觉得不正常。
比如一日三餐,对于一些人来说两餐也行,宋之前,中国人都是一日两餐,宋朝经济发达,发达的原因是管理的地域小,这才改成了一日三餐。之后就习惯了,少吃一顿就像活不下去了一样。我做老杨品谈也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
当然,有了这样的生活习惯就要改挺多习惯,比如不能随便出门,天天都要回家。
这四年半的时间里,回了一次老家,大概一周多,是提前写好了,多数也是以前的积累。去了一次山东参加同学孩子的婚礼,也是一周时间,宾馆里有电脑,天天除了吃饭也没啥事,也没停。这四年多有停的,是太忙或喝多了。
好在这两年经济不好,也不怎么出门。前几天和朋友聊天,我说我2019年基本没出门,只去了一趟澳门、一趟香港,几乎没离开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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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记者、英裔加拿大人格拉德威尔写过一本书《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书中指出:“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1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他将此称为“一万小时定律”。
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需要10000小时,按比例计算就是:如果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那么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需要五年。我写老杨品谈,一天大概花2—4个小时,这样的话想有成就需要10—15年。
当然,我没想成为大师或专家,只是想看能不能坚持。虽然一万小时定律也不是万能的,但能坚持的人一定有收获。
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开始是我做老杨品谈,后来是老杨品谈改造我。因为日更每天都要有输入,没有输入早就掏干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被重新塑造了,不再像年轻时的那样焦躁和傲慢了,开始变得平和和谦逊了。
我的公号用户有五分之一是认识我的人,他们有的是我儿时的玩伴,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我工作时的同事,有的是我生意的伙伴。我原来什么样他们知道,虽然我现在还是有点傲慢,最起码不那么不讲理了。
一个人想改造自己太难,当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让你意识到的时候,心理的感受不是喜悦,是坦然,那种天宽地阔,喘气都舒服的感觉。
有人说,坚持一万小时,那得多辛苦啊!
时间是不懂辛苦的,怎么过都是过,天天不辛苦它也停不下来,也不会变慢。所以辛苦只是一种自怜,如果你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就不需要自怜了。
也有人说,那总得生活吧?
是的,挣钱生活是没有办法放下的,可为了坚持一万小时干一件与挣钱无关的事,这一万小时就得挤。鲁迅先生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挤出来的时间也可以当挣的。
这四年半时间里,我最应该感谢的是关注老杨品谈的用户,没有你们也许我也坚持不下去。比如,我喝多了,少发了一期,有用户会直接给我留言——老杨别偷懒。
这四年半时间里,交了很多没有见过面的朋友,是你们的坚持阅读和收听让我一无返顾,正是因为有一些朋友把听或者看老杨品谈当成了习惯,才让我能以习惯的方式坚持了下来。
感谢你们!客套话不多说。
有人问我,有目标吗?
可以坦白的告诉大家,真没有。没有目标、没有预期,只图把这样一个好习惯坚持到底,挤 出点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就当把生命拉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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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做老杨品谈的时候有一个大背景,自媒体刚刚兴趣,挺时髦,我也属于赶时髦、凑热闹的那种人。
当年有一批社会精英看到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的自媒体兴起非常兴奋,仿若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希望,他们想通过知识、财富改变中国社会,或者把社会形态向更文明的方向推进。比如,高晓松、吴晓波、罗振宇、马未都都开办了自媒体频道。可事与愿违,到了2018年,他们都放弃了这种想法。
放弃了也没什么,本来他们都是以商业运营为基本目的的,改变社会的想法只是副产品,特别是罗振宇。
现在罗振宇做得最好,从观点传播转的视频节目《罗辑思维》到知识付费的APP得到,网罗了包括五道口金融学院的教授们一起卖课程挣钱,立志做最好的知识服务商。
吴晓波和罗振宇从2014年就开始了个人的跨年演讲,出身《人民日报》的吴晓波的主题是:预见xxxx,出身央视罗振宇的主题是:时间的朋友。
2015年两人想共同举办跨年演讲了,主要是吴晓波的意思,罗振宇没干,罗振宇说他要演讲20年,还预售了门票。吴晓波后来就联合他大学同学秦朔,秦朔的朋友冯仑,台湾媒体人陈文茜,组成了大头频道,并拉了香港才子梁文道。这是一个两岸三地的组合,挺理想化的,可理想只能是理想。
现在吴晓波的跨年演讲依赖的是正和岛平台,正和岛是中国商界高端人脉深度社交平台,也就是都是中国企业界的大伽,柳传志、张瑞敏、鲁冠球、王石、宁高宁、马蔚华、马云、王健林、郭广昌、李书福、俞敏洪、曹国伟都是积极参与者,去年吴晓波的跨年演讲在珠海横琴举行,也是正和岛的年会,范围比较小。
罗振宇现在的合作方是深圳卫视,每年的场面都比较大,关键是卖了20年的票,不得不办,也是被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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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胖子对自己的用户是非常有亲和力的,今年的跨年演讲在上海举行,开头就表扬了一下他的用户。2018年罗胖子说,我们都是做事的人。今年他换了词叫吾辈,这个词挺民国,也挺有危机感和使命感,民国时说吾辈多指救国。
罗胖子开头抛出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出自曾国藩的《挺经》中第一部分《入局》。
说有一老翁家里来客人,要留客人吃饭,老翁就吩咐儿子去市集买酒菜。但是,眼看已经要到中午了,儿子还没回来,老翁心里很着急,于是亲自去看看。
结果老翁发现,儿子在一条水塍(田间的土埂子)上跟一个挑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站着,两人谁也不愿意相让,僵持在那里了。
老翁赶紧上前说道:“老哥,我家里有客人,等着这些酒菜呢,麻烦您往水田里挪一下,让他过来,这样您也可以过去了。”
那人针锋相对说:“你我让下田,你怎么不让他下田呢?”
老翁说:“我儿子个矮,下到田里,酒菜就会进水了,老哥你个子高,你的货物不会碰到水,所以,请您下田。”
老翁的理由固然不错,但是,那人不让,理由是老翁儿子的担子轻,他的担子重,而且贵。
老翁看说不动那人,于是,说:“这么着吧,让老头子我下到田里去,我给你顶在头上,肯定沾不到水,这样你空身从我儿子边上过去,我再把担子还给你。”
那人见一个老头都这样了,心里过意不去,于是说:“老丈你也别费事了,我下水田罢了。”说完下到水田,给老翁的儿子让路,这事也就圆满解决了。
曾国藩从“入局”的角度说,只有躬身入局,才能成事。李鸿章把这个故事讲给幕僚听,有一个叫吴永(其实是曾国藩的孙女婿)的幕僚说:“还是曾公说得好,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罗胖子用躬身入局来形容实际做事的人,为什么要躬身呢?直起腰来光明正大地就不行吗?
曾国藩、李鸿章那个年代当然不行,因为上面有太后老佛爷,李鸿章代签了个《马关条约》就一直被骂成卖国贼。
现在还用这样吗?
如果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做点什么事还要躬身入局,那么问题就大了。
这个社会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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