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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有个自己的贴吧叫“心声社区”，在这个社区论谈里有个专题是“华为家事”，里面也有一个吐槽的贴吧，今天早上我进去看的时候，排在第一的是“从良上岸，下家公务员”的贴子。
内容是：加班加的怀疑人生，没有个人生活，焦虑40+，据说公务员年到手25w+，涨薪慢但是稳定。
下面有回复：
不错啊。。25+也挺爽了。。
奋斗一年可以玩3年！
35以上政府就不要了吧？
公务员可以不上班，是真的！
看来，这样的顶级公司的员工还是生活在加班的压力中。
“华为家事”的第二个栏目是“公司文件”，排在前几位的都是任总的讲话。
排在第一位的是4月12日任总在CNBG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华为的业务分三大块：
第一块是消费者业务，就是卖手机，叫CBG，去年营收3489亿元，增长45%。
第二块是运营商业务，就是给移动、电信等各国通信运营商提供的设备服务业务，叫CNBG，去年营收2940亿元，只增长了1.3%，也是华为运营商业务营收首次被消费者业务超过。
第三块是企业业务，就是给企业提供通讯设备服务，这也是华为最早的业务，叫EBG。去年营收744亿元，增长了23.8%。
现在对于华为来说，主打的业务还是运营商业务，也就是一直被人关注的5G业务。去年因为国外的打压，运营商业务下降，而从现在的形势看，以后的方向也不明朗，任总当然就着急，开了个誓师大会，在大会上任总讲了话，题目是《极端困难的外部条件，会把我们逼向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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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基本都喜欢这么讲，叫变压力为动力。而现实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想拿第一是非常难的。
那么为什么领导都爱这么说呢？
只有一个作用——打气。鼓励员工勇往直前，勇于拼搏，不怕牺牲，民间管这种行为叫死磕。
任总在讲话中说：誓师大会的背景图是一架二战中被打得像筛子一样、浑身弹痕累累的伊尔2轰炸机，仍然在天上，螺旋桨还在飞转，最终安全返航。它比较形象地比喻了你们现在的处境。
这也能看出华为要出去死磕的决心。
在任总的讲话后面有公司员工的回帖。
军师李翔：伊尔2由最初的轰炸机转型攻击机，暗示运营商业务要加速变革转型。
伊尔2本意是作为单座的战斗轰炸机，但初期在和德国作战时表现不理想，因为对于其较大的体型来说发动机功率不足，令本机飞行性能不足来跟德国Bf-109格斗战。
后来加装了机枪手的后座位和重机枪自卫，称为伊尔2M，并强化了装甲并集中攻击地面目标，才成为当时最成功的攻击机，德国对本机有黑色的死神之誉。而斯大林也曾经把本机比喻为如红军的面包和空气般不可或缺。
但实际上本机型性能仍然是不足以作为战斗轰炸机，在德国的新型战斗机如Bf-109G和Fw-190出现后，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只能在战斗机护航下才能作战。而且载弹量过少，只能对无防护的人员和车辆重大杀伤，对坦克差不多无能为力。
所以在二战后期伊尔2改良成伊尔10攻击机。在总生产36,163架中，一万多架在二战损失。
风哥：用伊尔战机来比喻厚重的运营商BG组织很贴切，但同时也寓意不主动变革的伊尔战机并不能安全返航。
伪善的资本家：由讲话思考的几个问题：
对不成熟的产品、商业模式怎么办？以现在的组织、流程和管理，这些新事物怕是要死掉了；旧的萎缩，新的不来，就凋敝了，改革是空谈的。
……
看来死磕战略并没有得到员工的认可。
中国人爱死磕，而死磕的原因是力量不足。
中国人对死磕的热爱来自革命乐观主义，但在整个革命战争中，我们却没有出现死磕的现象，一直讲的是保存实力，长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革命乐观主义的本义是在保存实力的基础上，乐观的想法只存在于精神层面，并不能成为战略层面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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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总在讲话的最后，讲了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是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两句。
刘禹锡生活在中唐晚期，安史之乱后，各地方势力做大，藩镇割据，宦官干政，朝廷的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唐顺宗继位后（805年），重用侍读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是王叔文的棋友，也得以重用，同时重要的还有柳宗元。“二王刘柳”开始主导改革，就是历史上的“永贞革新”。后来改革失败，唐顺宗李诵被迫让位给自己的儿子唐宪宗李纯，史称“永贞内禅”，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十人被杀、被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一路被贬到四川、福建、安徽，最后在安徽和州做刺史，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了《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柳宗元最后被贬到永州，做了那首《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公元820年唐宪宗李纯暴亡，他的三儿子唐穆宗李恒继位，五年后因吃丹药驾崩，穆宗的儿子唐敬宗李湛继位。公元826年，唐敬宗召和州刺史刘禹锡进京，同时被召回的还有被贬到苏州做刺史的白居易。两人在扬州相遇，在酒桌上白居易为刘禹锡作诗一首——《醉赠二十八使君》。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举杯饮酒，用筷子敲盘子唱歌。你作诗是国手，又有啥用呢，不能出人头地也是无可奈何。看看别人都风风光光地当官，你却官路蹉跎啊！你的才名太高，按理说遭受点挫折也正常，但是遭遇二十三年的曲折，这磨难也太多了。
我们现在经常说民间文化低俗，就是因为我们古代留下的都是这样酸溜溜的官场文化。酒桌上刘禹锡回作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白居易自乐天，感谢与白居易在扬州相逢。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这首比白居易的文得多，用了很多典故。
我在那些凄凉的地方待了23年，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变化太大了。沉船的旁边正有千艘船驶过，病树的前头却也是万木争春。今天听了你为我吟诵的诗篇，暂且借这一杯美酒振奋精神吧。
“千帆过”也好，“万木春”也好，那都是别人，自己还是“沉舟”，还是“病树”。
中国文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有这种自娱自乐的阿Q精神，我们的企业家也有。
当传统的阿Q精神遇到现代的革命乐观主义时，就只剩下死磕了。
鲁迅定义了阿Q精神，并进行了批判。昨天看到朋友发的两句话：
年少时书中有鲁，吾心无鲁；现在开始敬鲁，因世间无鲁。
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乐观的精神是必要的，但不能给自己打气打到爆的程度，在困难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是保存实力，而不是去死磕。
当然，华为的困境并不还来自华为本身，是中美贸易战让它成为了靶子。因为不能后退，任正非才说出了“极端困难的外部条件，会把我们逼向世界第一”这种不符合现实的超乐观主义的话。最后只能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无奈了。
压力是能变成动力，但如果负出的代价太大，到了“浑身弹痕累累”的程度，还哪来的动力了。只能回去疗伤了。
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可以有乐观的态度，但不能有死磕的做法，即使是战争，最好也要以保全生命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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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死磕，也许不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