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中国的史诗
——我读《国镇》
文 l 梅朵
我从未见过我的大学校友、作家野夫，但从网上知道，他是一个仗义豪气的江湖汉子，一个多情的诗人，这个世界只有他，似乎从不缺借宿的卧榻和对酌的酒杯。也许都是漂泊者，我想象他在热闹生活的后面，定有寂寥深沉的写作和沉思之时。在搜读了他的多数文字后，发现他抒写的生死和爱，窒息与毁灭，就像接近了一个“灰烬的中心”。诗人策兰所说——“我想我应该讲讲我从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那里充满了沉默……”这一如我在野夫那深如夜海的语言里，打捞到了大地的亡魂和流逝的善美。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说：“一部书是一种立体的、冒烟燃烧的良心——而非任何别的什么。真正的书没有第一页。这就象一片树林的沙沙声，上帝知道它起自何处，它越来越响、起伏蔓延，侵临密林深处，直到在最黑暗、最惊恐、最目瞪口呆的一刹那，它倏地停止了蔓延，开始与所有的树冠说话。”野夫的长篇小说《国镇》就是这样一本书。这部巨著令我在整个秋天，成为了那一丛被震惊的树冠，聆听着从人性的密林深处传来的声音。在漫长隐秘的历史中，一个名叫国镇的古镇，带着它的几十位主人公突然来到我的面前。他们流着英勇悲怆的眼泪，默诵着亘古坚守的内心秘咒，化身为充满血泪的史诗。JQ政治是如何钳制毒化一个礼仪之邦，“文G”是怎样在国镇起承转合，一个纯良有序的小镇又是因何成为毁灭真善良知的杀场？在野夫深邃的记录里，我跟着他走进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和他一起去找到藏在历史烟尘中的秘密。“国镇”是野夫的故乡，也是中华大地上的任何一个小镇。这部长长的人物画卷，凝聚着他少年时代的观察，饱含着他对故土的眷恋。小说通过对人物群像的塑造，勾勒了传统中国在六十年代的巨变惨相，再现了“文G”初期触目惊心的残酷画面。在悲剧的丛林中，野夫追循着不灭的古礼与道心，在死亡的灰烬里，寻觅着爱的晶石。《国镇》目录《国镇》拥有一个集小说与戏剧为一体、多重人物平行穿插的独特的叙事结构。在这方舞台上，二十几位人物共同组成小说的主人公，建构着国镇的命运。《国镇》的人物构成是复调的，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旧时代的巫师、袍哥、赶尸匠，新政权的把持者，充当政府密探的文人，清醒善良的教书匠、牙医，作恶或独立思考的高中生，慈悲的修女嬷嬷，国军的退隐者和遗孑，街道的流氓，从异乡流落至此的妓女……随着各种人物的粉墨登场，小说像一出出折子戏一样揭开了人性的冲突，生离死别的命运，野蛮和文明的博弈。野夫告诉我，这些人物几乎都有原型，他是在他们的悲欢离合里长大的。他写他们，好像在写自己的一部分。在这些文字中，我有时能读到类似于鲁迅在写阿Q和祥林嫂时那种深藏于笔后的悲悯。《国镇》是一部反思与追问的史诗性小说，充满了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力作，同时也是一部探索“文G”发生学的重要手记，具有着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在虚构的人物中蕴含着非虚构写作的力量。它也像一首复调的大歌，一支爱和自由的赞歌、吟咏死亡的哀歌。它的语言风格有着岩石般的冷峻和坚硬，有时极尽辛辣讽刺，有时诙谐幽默，闪烁着鄂西地方俚语的乡土气息和生龙活虎的江湖豪气。历尽苦难的野夫，始终怀着诗人的心性，他的文字里深沉的理性与浪漫的诗意相互交融，让我常常禁不住朗读诵念。他写那位扎花圈的母亲，“像冥路上的掌灯人，见惯不惊于各色各样的死亡”，仿佛一位见过无数血雨腥风的大地母亲，为她的儿女们扎着白色的花朵，为他们的末日准备着灿烂的葬礼。他写叶老师对爱情的感恩：“之前他已经很多次跨过这个小河，从未发现这些跳蹬子，竟然饱含这么多的善意。此刻，他像面对一列石佛般，对这些庄重慈祥的石头，充满了感恩。”多么奇妙的意像，刻画着一位读书人对世界诗意般的内心领悟。他写土家吊脚楼：“沿岸人家的彩廊都在河上，靠下面斜撑着一些石柱木头维持平稳。这样的民居，大家习称为吊脚楼。看似东倒西歪摇摇晃晃，看得久了，才知道正是这样的互相依靠，支撑了半边街的屹立。”他写筑巢的鸟儿：“燕子必须筑巢于人家梁上，材料是泥土；一口一口衔来，唾液化胶，缝补着记忆中的老家。”夜色中乌鸦的啼叫：“一如坟头发出的男低音，一个逝者的叹息，九泉之下不肯瞑目的叫声。没有人能听出其中的方言方音，却都能领略出其中的惊惶与恐惧……其啼鸣若悲若喜，是警告亦是预言；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饿鬼面对即将呈上的三牲六畜，所压抑不住的抚掌大笑。”奇异的想象，兼含诗意和寓意，如泣如诉，我一时恍惚，以为是在读唱一首巴山夷水的悲壮傩戏。他写巫师面对跪拜的无情命令：“迟疑片刻，覃端公仿佛习惯了这样的仪轨，两双手缓缓撩起自己的长袍前襟，轻轻地跪倒尘埃。他更像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然后弯腰附身，苍老的头颅紧贴地面，一点点向胸腔缩进去。”这是如何敬畏天地、长期修炼的灵魂才能达到的谦卑轻盈啊。他写焚书的大火：“黄昏时，火势未尽，不断有人投来新的旧书。殷老大和几个大汉，又从三教寺抬来几尊木雕，分别是释迦摩尼、孔子和老子的坐像。由于木头太大，坐在火堆里一时难以烧着，狼烟滚滚，连天边的余霞似乎都被染红。远远望去，就像是正在火化三个涅槃的和尚。”远古的圣哲，传统中国的智慧之身，此刻仿佛历史深处的人像，不动声色的看着乌合之众的狂欢，看着自己在火焰中倒塌，碎为粉尘。他写叶老师看着要把自己置之死地的学生：“远方的乌云正裹挟着雨水向此靠近，他石雕般站立桥头，手中的稻草人随风飘散。一些红卫兵不敢靠近几乎疯癫的他，远远地抓起土坷垃扔他。他纹丝不动地站着，毫不退让，呆滞的目光看向无望的天空。一些稀泥巴打中了他的脸和身体，人群发出胜利的哄笑。越来越多的泥巴石头飞矢般向他袭来，他已经完全不知道疼痛。”震撼灵魂的场景！这座紧握稻草人般理想的石雕，仿佛举着长矛的唐吉可德在风里飘散，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忘却了被鹰喙啄食的疼痛。当人群发出胜利的哄笑，他疯了，在痛苦中无法动弹，他的目光呆滞，向天空投掷着不解和悲愤。读到这些段落，我想起了当代诗人杨键的长诗《哭庙》：我们抬着血淋淋的孔子像，/我们抬着血淋淋的孟子像。/我们抬着。/我们抬着私塾老师张二先生被打死的瘦遗体，/我们抬着凌云寺老和尚银杏树下自绝的遗体。/我们抬着。/我们抬着孔子像和孟子像，/我们抬着张二先生和老和尚。/我们抬着，/抬着。/只剩下走动的形体，/只剩下水面的风声，/其实已经死去。(摘自《三哭》）野夫和杨键，两位固守着历史冤魂之滴血悲心的当代作家，分别用散文和诗歌的语言，写着他们内心深处最沉痛的哀哭，在这些亡魂面前祭洒着哀伤的文字。在以《江上的母亲》和《地主之S》为代表的一系列散文中，野夫郑重地书写着死亡，为逝者戴上尊严的冠冕；同时，死亡是结束，也是开启，是一个作家与读者共同寻找历史烟云和人性深迹的契机。这种写作的动力一直延续到《国镇》这部小说里。在《国镇》的一些人物中，野夫寄托着他的人生理念。“牟幺幺属于那种天生的江湖人，帮会虽说解散了，道义二字却永存心中”。这些年来，我们在他的散文中亲近着那些保存着江湖义气的中国人，这些底层英雄用自己的血气温暖着彼此的悲凉。牟幺幺、宋牙医、谭师傅等人物就仿佛是那个江湖野夫的写照。一个深夜，读完《赶尸匠》这一节，喝了一点酒的我有些醉意地记了这段读书笔记：……祖父吊死于梁柱、母亲投沉长江的记忆，是否隐隐中牵引着野夫在寻找一位心灵中的赶尸匠呢？归来哟，月夜荒途的疾行者，摇响你们的铃声，把那含恨痛亡的魂灵带回我的身旁！故土已失，只有我的文字是他们真正的故乡，只有我的祭悼，可以召回他们流落的亡灵！写到这里，我深深感到，难道野夫不就是一位赶尸匠吗？难道他不正在摇着汉字的铜铃，把一路上哀泣的魂魄带回心灵的衣袍之地吗？难道他不是用与帝国抗争的人生，在死亡的围困中艰难地突围吗？深夜，我好像看见他抽出他的文字，塞住那招魂的法器，和赶尸匠邝爹爹一样，“要从世界内部堵住灾难和死亡，满心绝望地努力企图实现他的善念。”为了生的气息回到大地，为了穿越炼狱的苦行者得到慰藉，他就这样在每个月夜的荒野里写着、哭着、绝望着……作家野夫“只有当我们把生命赋予一切拥有自己的历史而非仅仅构成历史场景的事物，我们才算是对生命的概念有了一个交代。”(瓦尔特.本雅明语) 野夫在跋语《尚未结局的往事》中倾诉着写作《国镇》的初衷。他的起点来自于亡兄在彼岸的隐约叮嘱，半梦半醒的业海深处，在他心中的对语——“我十三岁就已经离开那个古镇，我已经在山外的世界周游了四十几年。而他的亡灵一直固执地守候在那，他自信满满地等待我的归来。我们之间似乎早早就有了这样的密约——为了父兄一代的屈辱和愤争，必须纪录下这个小镇……我仿佛肩负亡兄遗嘱的人，要替他经历尘世的九死一生，才能完成最终的解脱。”这种奇特的出发点，让野夫的笔墨获得了一种寥阔的时空感，他为读者奉献的不仅仅是一个小镇的真相故事，而且以痛和爱的锥心体验，描摹了历史这个概念中如鲜血流淌的肌理，赋予了历史以血肉相关的生命，让我们在观照当下现实的过程中获得了重要的参照和坐标，在祭奠历史之殇的同时，启迪着深受挫折的人类心智。有人曾这样描述捷克当代作家：“写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谎言，见证真正的历史，恢复人类的尊严。”一个成熟的作家常常会用最重要的笔墨来描摹他的故乡和来路。人们是怎样一步步来到今天的？我们经过了怎样的人性风景？所有那些幽暗残忍的历史景象我们怎么向后人交代？野夫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也是生命的歌唱者，为交还被暴力和zhuanzhi埋葬的人们以生命的尊严，他是怀着一种使命感来写这部《国镇》的。诗人、评论家布罗茨基说，“当一个人创建了自己的世界，他便成了一个异体，将对抗袭向他的各种法则：万有引力、压迫、抵制和消灭。”野夫这样写，也这样活着，他仿佛就是《国镇》里走出故乡的吴群恩和死在学生手里的叶老师的转世，两位文明之子的后代，在流浪的途中记下他的背景和足迹——以囚室里的青春、寻找真相的文字来抵抗强权的人生履迹，漂泊的诗人命运。这位黎明早醒的悲士这样写着他的心志：“我在尘世潜伏，权且替神灵值夜。当神在小憩之时，我还在睁眼看着。我深信，一切的善恶正邪，最终都将被记录在案，而且，一定一定，必将有报应之日……”在七年的时间里，这位南方“巴子侉”的后裔，穿越艰难局促的写作罅隙，为我们奉献了一首庄严的史诗。《国镇》给我带来了强烈的阅读快乐和痛感，我希望更多的读者也能感受到它深厚的文学魅力。在得知野夫愿意在法国出版这部小说后，我立即联系了巴黎太平洋通出版社的人来社长。读完了《国镇》的人来兄和我深有同感，他认为这部小说人物百态描述深刻，笔触独特，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不出版实在太可惜。在这里，我要感谢太平洋通出版社的热情，把野夫美好的文字印制成书，向欧洲的华人读者、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爱好者献上了一份厚礼。我也要感谢野夫对我的信任，我们从文字到思想深处的交流让我了解了他坎坷的一生，和他内心不移的坚守。这份坚守，也是我一生的选择。如一座时光的桥梁，这部小说让我和野夫仿佛又回到了我们共同的母校——八十年代的武汉大学，那一所让我们沐浴了自由与平等精神的青春校园。那里有难忘的记忆，那些真实而珍贵的声音依然在坚韧地延伸。诗人策兰说：“只有真实的手才写真实的诗。在握手与一首诗之间，我看不出有本质的区别”。野夫用真实的手为读者奉献了《国镇》这部史诗性小说；我想，在即将与读者见面的《国镇》里，一定会有重重叠叠的灵魂与之握手。 梅朵写于2020年11月附录郑所长——《国镇》节选文 / 野夫
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衣冠东渡时，只想带走军队、高级文官和精英。对于基层政府的干部与警察，那是无力也无法都裹挟上船的。更何况，台湾弹丸之地，也安置不下这么多难民。那时，各个县也有警察局，得到的指令是原地留守，维持秩序，以免社会崩溃弱肉强食，同时还要准备静候国军反攻。但多数局长自知过去得罪共产党不少，自费买票也要流亡。而普通警员文职之类，便都绥靖一方，等待供军一到，立刻主动缴械并接受管理。警察和军人不一样，警察一般是本地人，家人朋友都在原乡，熟悉了解所在社会。方便破案打击刑事犯罪，也便于户籍治安管理之类事务。即便在国民党的县监狱，关押着的也多是纯粹的刑事犯，真正的政治犯其实不多。改朝换代了，国府的律法自然作废。共产党要解放的，正是那些对旧政权苦大仇深的人；因此所到之处，立即开监放人。但是对于前朝的警员，暂时还都留用，因为要依靠他们，完成过渡时期的社会管理。郑所长就是这样一个留用人员。他在前朝警局，原本是一个治安警察，平日只管处理一点扯皮打架的俗务。他脾气好，又不贪财，因此没有落下任何百姓的敌视和罪过。到了所谓的新社会，他们最初留用的那批警察，定性为伪职人员，每次运动都要清洗一部分。有血债的处死，有罪过的判刑，多数都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只有他，实在无懈可击，而且忠于职守，业务水平很高，破过一些大案。几番精兵简政，都没有舍得把他减掉。相反熬到60年代，还提拔他当了国镇的所长。他是抗战时期湖北联中的学生，长得大智若愚，有点虚胖。平时只知道忠于法律，不管是哪个党的法条，交给他，立刻背熟，照章办理。明知道有些律法，很邪性，与天地之间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完全背道而驰，与他曾经学过的法律精神更是南辕北辙，那他也只能严格执行。因为这是成文法，是他一个底层警察立身活命的依据。别无他法，他只能安分守己地依葫芦画瓢，苟全性命于乱世。对于新政权一来就大赦天下，开监释放全部民国罪囚，他内心也犯嘀咕——因为其中很多是他和同事一起破案，抓来的强奸犯抢劫犯惯盗甚至杀人犯，他是非常了解内情的。这些铁案如山的人渣，放在哪个朝代那也得是祸国殃民的坏人。如果罪恶不被惩罚，那善良也就得不到表彰。这样一来，那这个社会也必然是危险的。但是，这些话，他只能在心里想，绝不敢吐露半分。他从警将近二十年，是全县这个系统真正的元老，也几乎是唯一深通法律，也深通刑事侦查业务的专家。然而因为伪职人员的历史，他非常知趣地凡事靠边站，小心翼翼地回护着自己的职业尊严。他熟悉那些被新政大赦的职业罪犯，他无力完成当年对他们的惩罚，但是却熟悉他们的犯罪手法。因此每当县里出现一些难破的盗窃抢劫案时，最后请他去现场看看，他多能找出线索。某次，马县长的夫人上街，被人扒窃了钱包。县长大为光火，局长自然如履薄冰。只好请来他这个前朝老警，限期要他追回钱包。他是那种既有金刚手段，也还私存菩萨心肠的人。全城的扒窃高手，早都在他的视线之中。他问了一下情况，知道是被割开手提包扒窃的，心中便有了底气。扒窃不是盗窃，不是抢劫，是凭手艺吃饭，自古难以入罪。即便红朝，那也只能抓到三次之后才劳教。扒手分为铁与肉两大流派，肉派是纯粹两指作案，铁派则是可以凭借工具，比如刀片镊子之类。利川铁派的师父是宋老三，民国时便和他交手，早就彼此熟稔。他下班后，才独自趁着夜色去拜访。叩开黑门之后，宋老三一见是他，急忙迎进屋里，口中念叨：郑爷，我可早就金盆洗手了啊，您无事不登三宝殿，可别拿我出气。老郑礼数周全地说：三哥，你莫紧张，我可是来求你的。宋老三招呼坐下，笑道：您老莫非是撞鬼了哟？您一个六扇门的，求我一修鞋补袜的，您只怕是玩笑开大了哟。老郑也不多话，只说：前天你的弟子，拿了县太太的财。我也不管是哪个，三天之内你还我，必须原封不动，分文不少。事关我的饭碗，你晓得唦？还回来了，我也不砸你们的饭碗，你看如何？宋老三装着茫然地说：而今是江湖一把散，谁也难得管。这些虾子有眼不识金镶玉，既然郑爷你发话了，给我时间，我去帮你河边岸上找找。有了这话，老郑知他应承下来，心下便托底了。彼此互敬一支烟，黑夜里惺惺相惜也不敢言，送到巷子口，就此打住。两天后，县太太的钱包便被送到了局长的案前。局长问起来，老郑只说是在菜市口捡到的。江湖嘛，有放有收，谁也不好多说。这些杂事烂功多了，老郑便被派到国镇，派出所长，大小是个官。在体制内算股长，和古站长同级别，其实也就差役。但那个年代，却实际掌握着某种生杀大权。一个镇，下辖十几个公社，人口也在八万十万的。派出所就两三个公安，要负责全辖区的治安和刑案，想想也并不容易。但在历次运动之后，大案真的不多，他们多数时候竟然是在扮演调解员。他破案，凭的是经验，以及他对人世间的细密观察。虽然不懂痕检文检那些专业技术，但他的特长是根据脚印判断嫌犯的大致特征，以及他那独特的预审术。他提审嫌疑人，习惯当面对坐，像个相面大师似的，盯着人先看半小时。很多疑犯先就被他看毛了，身体语言露出破绽来。看完，他再跟人拉家常，漫无边际地扯淡，撒谎的人必将被他逮住一句。一次医院财务室被盗，踏勘现场之后，群众指出了七八个嫌疑人。他把这些人一一请到派出所聊天，也不刑讯，也不威胁。其中一人聊着聊着，他忽然感叹一句——昨晚的月亮真大，那人不假思索跟着感叹确实好亮。他立马颜色陡变，低语警告道：兄弟，昨晚那事儿，你现在跟我招了，还来得及。那人迟疑一下，顿时软了，拱手说：郑爷，我服你了……原来昨夜其实并无月亮。他也经历了各种运动，但那时的运动，多是各个单位或乡村自相残杀，真正需要公安警察出手的时候并不多。相反，每次运动都有很高的自杀率，需要他去踏勘并尸检，以便确定是否真的自杀。因为，也有借着运动机会，公报私仇，将人秘密谋杀的。1966年之前，法律处在似有似无的状态。公检法机关也象征性地设置了，对于一般刑事犯的处理，基本也按律法执行。至于定性为反革命的各类案子，那就基本按领导意志和公检法的自主权，来随心所欲判决了。很多时候，还要看所谓群众意见，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种理由，基本就是草菅人命的借口。郑所长对这样的办案方式，内心质疑且冷笑，却不敢仗义执言。虽然他依附新政才十几年，但他很快就已看懂，这不是一个依法治国的朝代。最高层喜怒无常，各级政府也就恣意妄为。一切凭个人好恶来决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的那点天良，早已化为恐惧，只能胆战心惊地尽量忠于职守，尽量忠于任何长官的指令。他派到国镇才几年，对这个古镇已经比较熟悉。在他的治下，至少目前街肆和平，社会秩序基本良好。他是民国过来人，深知皇权不下县的道理。一般情况下，没有紧急要案，他也懒得去乡下扰民。街面上的寻常是非，牟幺幺能摆平的，他也不会插手。至于政保战线的工作，派出所没有权力也没有职责。他是县局下来的，当然清楚国家不会闲着，一定安排得有这方面的特勤。他会猜想是哪些人，却不会过问，更不会去点破。这样一个清醒的警员，在一个是非混淆的时代，只能浑浑噩噩地活着。他的家人在县城，每月回去一天。其它时间，工作之余也会深夜独酌几杯。他尽量装得像一个酒徒，偶尔也请毛部长喝一杯。毕竟在同一个院子生活工作，他很不喜欢毛部长，但是深知这样的人，得罪不起。当然从工作上说，有些脏活，他自己不愿意干；老毛愿主动揽活，他也巴不得。比如章石匠买媳妇并虐待妇女这事，他不是不知道。如此宁静的古镇，上街忽然经常传来的夜哭，岂有不入他耳朵的可能。他也本着职责，暗中打听调查了，但是他却一时不知怎样介入和处理。买女人做老婆，是山里光棍的传统，国家也未列为犯罪。至于敖秋英贩卖人口，当然有罪；但是她向来是媒婆身份，没有苦主家庭报案，更没有证据让她认罪。他也深知这个被拐来的妇女可怜，但由于她语言不通，且神志也不清，完全无法问出她的来路。他甚至暗中请来二中一个懂下江方言的老师，化装到章石匠隔壁偷听过几次。最终只听出来是吴越一代方言，大约名字叫朱翠翠。他很清楚，朱翠翠眼前被章石匠圈禁在家，虽然不免虐待，但至少还有一口饭吃。如果政府强行出面解救出来，还真没有一个机构来保障她的生存，更没有财力将她送回老家。更何况，天知道她老家在哪里。作者简介：野夫，原名郑世平，土家族。1962年出生于中国湖北省利川县，1980年代毕业于湖北民族学院和武汉大学。曾经做过教师、公务员、警察、工人、囚徒和书商，现为自由写作者。出版过诗集、散文集、小说和社会学著作十余种，编剧拍摄电影电视剧五部。曾经荣获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文学奖”、“自由写作奖”、“当代汉语贡献奖”等多种奖项。曾受邀成为荷兰国家文学基金会驻市作家、德国科隆世界艺术学院年度访问学者。人物赏析本节写了一位改朝换代之际，夹杂在两个政权之间，看清时局、清醒冷静的人物——国镇派出所所长。他仿佛一个纽带，连接着前朝旧事和当下新政，沟通着黑道白道，弥补着人间伤痕。情节生动，像一部香港电影一样展现在我们眼前。一位安分守己、忠于法律文本的警察，苟全性命于乱世，不但没有被清算，反而提当了所长。他深通法律，在自我保命的前提下，保护着各种运动中随时会被毙命的人，甚至黑帮的兄弟。虽为一所之长，他没有滥用职权作威作福，而是息事宁人，事事调解；他深知江湖之道，也熟悉乡俗民情，与三流九教通融相交又保持距离，保护着一时的街肆和平。新政十几年，郑所长看懂了时代真相，却不敢仗义执言。“最高层喜怒无常，各级政府也就恣意妄为。一切凭个人好恶来决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的那点天良，早已化为恐惧，只能胆战心惊地尽量忠于职守，尽量忠于任何长官的指令。”野夫写得何其辛酸！也一语道破恐惧的根源、良知的艰难。这个浑浑噩噩、大智若愚的人，仿佛是装扮成派出所所长的菩萨，来回奔波于各种对立和仇恨中，说情劝和，粘合着伤口，缓冲着矛盾，渴求着世态的安宁。在郑所长身上，野夫塑造了一个真实复杂的人物，一个本质善良却在压抑人性的社会环境中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公务员形象。这个五六十年代的小镇警察，是我们在其他的文学文本中很少见到的社会角色。野夫摆脱了以往一些书写这段历史的文学作品中人物刻画的脸谱化和单调性，描述了一个真实独特、充满个性魅力的文学形象。梅朵
梅朵：诗人，教师，现居法国，任教于蒙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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