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的东南部，有一片水草丰美，盛产柳树的大草原，叫昭乌达盟。昭盟接近通辽的地方，是阿鲁科尔沁旗。阿旗有个不起眼的小镇子，叫天山。
清朝末年，我的太姥爷一家，从山东逃难，一路闯关东，到了天山这个小镇，居住了下来，老董家算是有了一个安定的地方。
闯关东这件事，在很多电影电视里面都有，看起来只是一段旅途，貌似平淡无奇。我打开苹果地图，从济南府到天山这段路，即使今天的高速公路，也有1134公里。在那时，闯关东都是推着独轮车，老人拄着拐，一步一步走过来，艰难可想而知。据说清末民初，每年从山东开始流亡的百姓三四十万，而最终能活着到达的只有十之三四。
听说太姥爷在天山长大后，娶了阿鲁科尔沁的姑娘为妻，这是我的太姥姥。所以老董家的后代里，有一半流的是阿鲁科尔沁的血液。关内来的流民，日子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到了我姥爷这里，也只是在镇上卖豆芽，据说人称董豆芽。
我的姑姥姥嫁的并不远，生了3个孩子后，很早地去世了。姑姥爷是个打短工的，根本无法养活一家子。姥爷心地善良，两家并成了一家，靠每天在路边卖豆芽为生。
鬼子投降那一年，我的母亲出生，她是董家的老三，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母亲比我舅舅和大姨小了十几岁，所以，这个小生命的降临，给董家增添了久违的欢乐气氛。
与此同时，后来成为我大姨夫的新四军第七师营长王智正在山东烟台的海边，跳上一条小船，和前后11万共产党干部一起，悄悄的划进黑漆漆看不到边的大海，向着对面的大连进发。
多年以后，很多个暖洋洋的清晨，我赖在大姨夫的床上不肯起来，听他讲那些当年的故事：那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准带兵，不准带任何武器，到了大连，苏联老大哥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大姨夫说，一辈子打了那么多仗，从烟台出发的那个夜晚最让他恐惧。“船太小，一点点浪过来就翻了。好多战友上船前一起吃的干粮，上岸时怎么都找不到人了。”
所以现在网上有人说共产党不抗日，我不愿意相信。小时候，最有乐趣的事情之一，就是拉着大姨父数他身上的枪伤。他会清楚的告诉我，哪块是日本人的三八大盖打的，哪块是国民党的炮弹炸的。
老董家由于胜利和老来得女带来的欢乐气氛没有维持多久，东北就响起了国共开战的第一枪。
两年后，在生下董家老四-我的小姨之后，姥姥和姥爷相继撒手人寰。不光是我，就连妈妈，至今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有了董豆芽，董家再一次陷入了赤贫。
所幸那时舅舅已经成了家，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妈妈和大姨就跟着舅舅家一起过。半年后，舅舅参加了共产党的部队，那时候据说为了争取民主，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东北的部队不叫解放军，都叫“东北民主联军”。又过了几个月，一个部队的文工团来到天山镇，看上了15岁漂亮活泼的大姨，大姨也穿上了军装，离开了家。
懂事以后，我曾经几次问过大姨：姥姥姥爷刚刚去世，舅舅家孩子和我妈我小姨才一两岁，你们怎么就参军了呢？大姨从来都是顾左右而言他，到死都没有告诉我。
即使大姨不说，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实在是饭不够吃了，家里长辈做主，把小姨送了人。听说现在小姨在河北工作，但是由于被送人，至今和董家人老死不相往来。
苦难的记忆总是容易被忽略，妈妈也很少提起那段时间。只是有一年被我气急了，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苦，说她小时候如何的艰苦，冰天雪地里还要帮舅妈带孩子，踩着雪地去井水边给孩子洗尿布。不知道妈妈的回忆有几分真实，但是舅舅家从老大到小七的七个孩子都是妈妈带大的，现在每年春节都会给妈妈打电话拜年，他们都叫她“老姨”。
舅舅他们参军在当时应该是普遍的，姑姥爷的几个孩子也参加了骑兵部队，其中有两个再也没有回来。孩子们走后，姑姥爷挑起了担子，开始在县城里面卖豆腐。由于董家是军属，所以豆腐很多都卖给来来往往的部队。一两年后姑姥爷发达了起来。据妈妈说，从那时起，渐渐日子变好了。姑姥爷感念董家的恩情，时常会接济董家人。妈妈说，她姑夫为人很大方，每次没钱了只要和他一说，都是有求必应。
“跟着共产党，翻身得解放”，这句话一点没有错。舅舅跟着部队，打完了东北，又入关南下，一直到了南昌驻扎下来。解放后，舅舅这个连级指导员，本来上可以升官，中可以留在当地做干部，可是他说什么也要吵着嚷着回家。结果，一纸命令下来，指导员竟然像普通士兵一样，复原回家了。
大姨跟着部队打完了辽沈战役，经过组织介绍，嫁给了当时已经是团长的王智，成了革命夫妻。他们俩属于四野的战斗部队，后来一直打到了广州。五十年代成立广州空军，大姨父担任广空政治部主任，大姨成了组织科长，驻扎在黄花岗。
六十年代初，广空内部开始站队。大姨一家属于新四军的老人，接受组织安排，转业回了北京，在当时的农机院做书记，行政九级，算是迈进了高干的门槛。长大后，我曾经问大姨，干嘛要转业，在部队不好吗？大姨说，幸亏提前走了，不然，不跟着林彪走要挨整，跟着林彪走后来也要挨整。这话其实没有错，林彪事件后，广空是重灾区，许多大姨父的战友们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即使能躲过林彪事件，但文革是躲不过去的。文革开始不久，大姨父和大姨就相继进了牛棚，直到林彪事件后，才慢慢被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三中全会后没过多久，大姨父一觉起来，半身就瘫痪了，从此在床上一躺就是二十来年。老董家就此又恢复了赤贫状态。
在我的心目中，一直以大姨一家作为共产党人的楷模。他们出身贫寒，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终于翻身做了主人。大姨父那一代人虽然也讲战友情谊，也会在小事上找找关系什么的，但是大事不敢糊涂。尤其是，没赶上改革开放，也没有搞过什么特殊化和腐败，算是保住了晚节。大姨家子女五个，我大姐二姐早早就插队到了湖南，先后在当地成了家。三姐算是沾光靠政策留在身边，在单位里做个小职员。四姐也去插队，后来考上了大学才回到北京。表哥很早就参了军，复员回来在单位里开车，一直到现在。
98年北大校庆，我回到北京，顺便去看望他们。那时候大姨父已经卧床20年，说不了什么话了，但还是喜欢用伸出胳膊，用他手腕上的伤疤逗我。大姨的身体很好，如果我谈起现今的社会现象，她感叹之余，也不愿多说，更多的给我讲的都是以前的战友们，那是属于她们的青春年华。。。
也许对于他们来说，理想更多的又回到了理想状态。
一年以后，大姨父平静的离开了。大姨也开始拒绝吃喝，被送了几次医院，她都跑了回来，十个月后，也离开了人世。
至此，老董家最大的辉煌也没落了。。。
老董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