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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采访 | Dzolan、10（发自香港）
整理 | 淋阳、南99、董肥楽
编辑| 尼侬叁
今年是杨德昌导演逝世十周年，本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此举办了题为“十年再见杨德昌”的专题回顾展。在4月13日，我们有幸约到了杨导的妻子彭铠立女士，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采访。
谈到杨导去世后的那段日子，彭铠立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梦：梦中的杨导和她乘车前往上山，她看到杨导癌症期间瘦骨嶙峋的腿变得健硕起来，她觉得杨导一定是“很不错”了，杨导也告诉她，自己好了。也正是在这个梦之后，她才觉得杨导是真的走了。
失去杨导在这里成为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它耗费了彭铠立五年的时间去接受这个事实。
而当我们问及她的这段经历时，她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better me。“整个过程来说，是帮助我达到better me。”
现在，她不仅仅曾是杨导的“极相配”，更是“真性情”的彭铠立。短短的头发，爽朗的语气，显得既简练又精干。这是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地方。关于被剪断的头发，她是这样回答的：“他的癌症从直肠转到肝的时候，我就把头发全部剪了。因为我就知道说这是一场挺漫长的战斗吧。”
我们从《麻将》认识
在《一一》里同台演出
彭铠立：昨天你们有去看电影吗？
深焦：看了看了。
彭铠立：喜欢吗？
深焦：喜欢。我们是专门来看杨德昌的铁粉。
彭铠立：噢噢太开心了。你们好小耶，可能是电影出来的时候你们都还没生是不是？或者还很小很小。
深焦：对，我们90后。昨天在香港文化中心看《一一》，虽然现场很多人一直在笑，但是我们在结尾的时候仍旧非常动容。
彭铠立：有很深沉的悲哀。
深焦：对，真的就是哭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想到一些自己的事情，但是又说不出来其中的缘由。上一次看已经是好几年以前了，大概高中的时候。
彭铠立： 在大银幕吗？
深焦：不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因为那时候大家只接触到大陆的导演，比如冯小刚、张艺谋，然后老师就让我们多关注些大陆之外的导演，比如杨德昌。后来去看才发现电影原来可以这样表达，所以我们昨晚是以朝圣的心态去看的。
彭铠立：谢谢谢谢。
深焦：《一一》中您和杨导同台演出的那场戏（剧院的舞台上，杨德昌在弹钢琴，彭铠立在打大提琴），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样一场戏？
彭铠立：其实那场戏最重要的是要制造一个让婷婷充满嫉妒、充满不安全感，后来不是要小胖去旅馆开房间嘛。在台上，我们虽然用最严肃的音乐，贝多芬的大提琴奏鸣曲等等，可是我们会看到小胖的肢体语言是非常前倾的。其实对他来讲那个投射是莉莉，因为莉莉不是拉大提琴的嘛。相反，婷婷在一旁其实是完全没有融入这个音乐的情景，而且充满了各种猜测跟不安全感。这场戏里面的很多设计都是在表达人，人在没有感觉到安全的状态之下会做的一些行为反应。在现代人社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这个戏会这样设计。
当时是在一个剧院，叫新舞台，我们做的这样一个演出。昨天如果你们如果留下来就知道，因为我们是独立电影所以一切都是自己来，当时杨导就说:“我们自己录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要有人演这个音乐家。”他就说，“那你得帮我。”
可是，我很不喜欢在镜头前。我就说：“好吧，那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跟我在同一个镜头，你答应，我就帮你演。”（笑）他就说：“可是我不会弹钢琴。”我说没关系，之后就在家里让他先录我弹伴奏的部分。他录下来之后，就一直揣摩一直练习，非常非常地用功。所以你看他当时表演得抑扬顿挫，虽然没有拍到他的手，但整个表演非常真实，节奏什么都很准确。我们拍摄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是现场即兴的，虽然钢琴和大提琴都是我的预演奏，可是他就是这样表演。
深焦：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一部独立制片的作品，需要很多亲力亲为。您除了参与音乐部分工作外，还参与了如行政、服装……
彭铠立：对，我也是整部电影的美术指导(art director)。当时片子的制片人是挂两个日本人，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在现场，就交给我们公司做，等于是我实际负责所有的行政、制片工作。
选角我没有参与，这完全是导演的工作。在选角上面，我们有蛮多换角的。但我跟杨导工作一点分歧都没有，非常非常地舒服，彼此默契。他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从找场景，到美术设计，到所有的服装，到所有的音乐，甚至到后期的所有国际对接。因为资金是国际的嘛，他们有很工业化的做法，包括到戛纳等等国际方面的行政工作，都是我在做。
深焦：在杨导的其他作品里，您有参与工作吗？
彭铠立：我其实认识杨导是他在拍《麻将》的时候，我们两个差很多岁嘛，之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
两次修复的《牯岭街》:
要达到世界标准
深焦：您刚才提到《一一》的监制是日本方面的朋友，所以这个版权是在日本的Omega公司，那杨导其他几部片子的版权在哪里？
彭铠立：杨导有一半片子的版权是在我手上，作为家人，等于是我的所有。另外，他有差不多一半的片子是在台湾的中影手上。
深焦：《青梅竹马》的版权是在哪里？
彭铠立：《青梅竹马》是在侯孝贤的手上，当时是侯孝贤投资。
深焦：前两天CC标准要发行《青梅竹马》，所以发行过程中的工作您有参与吗？
彭铠立：你说美国的Criterion Collection要发行《青梅竹马》，噢，太好了！
深焦：所以您是刚知道这消息
彭铠立：我不晓得。我跟他们很熟，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要做，我一直希望他们做杨导的全辑，因为他们是非常好的公司。像我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原来是让马丁·斯科塞斯的基金会来帮我们做修复，那一次我觉得没有修好，虽然是送到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修复。直到我把北美的版权交给标准公司，他们的制作等等就非常专业，做得特别漂亮，我特别满意。
深焦：去年CC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推出，在大陆特别火，基本上所有影迷都在看这部片子，都抢着代购。
彭铠立：那我很开心。因为我已经修了两次，这次终于满意了。
深焦：您会对影片的修复质量有特别苛刻的要求。
彭铠立：对美学是必须的，要不然达不到世界的标准。
铠甲娱乐与《追风》的前世今生
深焦：《一一》应该是杨导作品配乐最多的一部了吧。我们也被这些配曲子的片段吸引，很想知道这些曲子的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彭铠立：因为我们家就是一个所谓的Loft，很开放的空间。楼上是住家，楼下就是工作室，我们的生活跟主创团队几乎就是很密切地在一起，很密切地结合。我们家的陈设是个演奏型的钢琴，我和杨导各自有个小书桌，隔着钢琴相对的。
《一一》在开始构想的时候，刚好我也在做我自己的一张专辑。对这张专辑，我的发想是用贝多芬交响曲的主题来做各种的排列组合、变奏，用不同的编曲的方式来表达。杨导感到非常地有兴趣，我们俩都非常喜欢贝多芬，有一种很坚韧的生命力，一种非常悲怆的力量。然后等于杨导说故事，我这边就不断地进行音乐创作嘛。当时也有喜欢一起jazz的朋友们在美国的圣莫妮卡(Santa Monica)，我就时不时会做一些东西，他也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一》一开场的音乐，我用了《欢乐颂》一个小小的主题，做不断的变调、转key，用各种不同的乐器把来这个东西弄出来。我跟导演觉得，《一一》是从开始的一个小baby的诞生到一个丧礼的结束，就是从人的出生到死亡，其实它涵盖了整个生命的光谱，就是spectrum。所以我们用《欢乐颂》来做一个开场，这首曲调拥有最高的喜悦跟最深沉的悲哀。
从生到死，人的对立，欢乐一场
杨导的作品最喜欢展现的一个戏剧元素就是这样的“矛盾”，或者“对立”。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矛盾跟对立的，每一个人本身也有很多矛盾跟对立的。我们人跟人的这些互动就是不断的在这些矛盾跟对立当中找出和谐，一个公平、合作、一起向上的基础。可是对一般人来说，生命或人生往往不是那样子的东西比较多吧。所以我们用《欢乐颂》，几乎就是对生命最高的一种理想性，或是对精神性的一种称颂来开场。
可是你看后面的结尾，大部分的观众是钢琴一出来就哭了，因为那个东西是很悲哀的，领悟到人世间的种种不可能的那种悲哀。可是还是要怀抱希望，我觉得《一一》就是这样子。
另外就是生命的反射，人生各种的折射，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的反思吧。对于很多事情，对于自我对于周遭的同学、朋友、家庭、社会、国家的反思。导演除了美学的视觉表达，他也用了很多的镜子，比如说大楼的反射，到东京火车整个夜景的反射等等。
在影片中，我用了两个关于“月亮”的主题，一个就是代表女主角。主角本身有一个音乐的主旋律。像NJ的初恋情人Sherry，她的主旋律就叫《银色的月光》。这个主旋律第一次出现是在NJ跟大田在宝马里准备发动汽车的那一刻。后来，我不断用的这个主旋律——其实只有五六个音，做各种的编曲跟变奏，NJ在进东京车站的时候浮现的也是这个主旋律。所以当他看到Sherry在Okura酒店门口，那个主旋律就是很明显地出来。这个就是Sherry，就是《银色的月光》。
之前我们还插了《月光奏鸣曲》，也是贝多芬的，不是那个像卡拉OK的东西，当大田问到NJ会不会弹钢琴啊等等的，酒店里先用一个流行音乐让大家在里面玩嘛，最后沉淀下来的是大田弹奏的《月光奏鸣曲》，那时候NJ的脸是非常被触动的，跟若有所思。因为我认为大田对NJ来讲，是一个NJ从来没有敢去追寻的自己，其实大田跟NJ是同一类人，但是大田活的特别自在，又会弹钢琴，又懂魔术等等。所以NJ看到大田就是反思自己，为什么我们都是电机系毕业的，为什么我这样大田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一个irony，这又是一个矛盾点。
深焦：《一一》之后您和杨导成立了“铠甲娱乐”，您也参与了统筹。您可以谈谈这个过程吗？
彭铠立：现在应该可以谈了吧。其实《一一》是一个很奇特的片子，当时做完很多的剧组的女性都怀孕了，包括我自己。可是《一一》拍完了没几个月，导演就得了癌症。在这个行业，这些事情还是尽量不惊动别人为好。
其实当时有非常多可以开动的故事，我们有导演资源，也有剧本。现在我在中国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年轻导演，为他完成一些未尽的心愿吧。我觉得杨德昌对他们来说是有一个促动作用的，我想找几个青年导演把这些作品完成，包括《追风》。
深焦：听说当时《追风》您在美国和一家很有名的动画制作公司谈过这个项目？
彭铠立：《追风》一直是在我们公司主导之下，现在有美国有两三家中国公司在接洽，我们应该是会合作把这部片子拍出来。
深焦：铠甲娱乐2005年时因为合伙人的问题解散了。这是因为他们就是对《追风》的长期滞后吗？
彭铠立：这个事情比较复杂，因为导演已经走了，这个事情我们很早就已经解决了。所以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电影不可能是集体创作的事情，它必须有独裁性”
深焦：杨导的电影多次在世界各地举行回顾展，那您是否有在大银幕上回顾他、重温他的作品？
彭铠立：嗯（思考），常常啊！因为其实他的全回顾展、重要影展我都做过。今年“十周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机。我们一直在努力，除了回顾之外，也让他的未完成的作品，可能尽快地问世。这也是对他一个最高的崇敬吧，我们想要延续他的创作精神，完全原汁原味地原创，对于他要讲的故事，非常地勇敢，绝不妥协。
他是极度要求完美，极度要求细节。这种东西，我希望能够在一些年轻的电影人身上发现这样的品质。我也希望能够帮到这些年轻导演，有为他们提供一个完全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可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也可能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一一》片头
深焦：您说到杨导的创作精神，舒国治这样评价杨导：他要做的就是将台湾电影的陋习踩在脚下，然后不让它滋生。也有好多人对杨导可能有些负面的评价误解，您对这些褒贬不一的评价是怎么看的？
彭铠立：这又回到我们做《一一》来啦。《一一》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持续做一个好人，然后，可是我们也应该要保护我们想保护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把陋习踩在脚下，这件事情对电影工业特别特别的重要。
我认为创作者必须要保持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的心，我只忠于项目、我只忠于故事，至于怎么样从这个地方，就是从你的出发点到达你的目的地，我想每一个导演都有他不同的形式风格，就看个人吧，修行！就看你怎么样能够从这里，走到你想走到的目的地，就是讲好每一个故事。我觉得不坚持是对的，我觉得不妥协是必要的。但是，我也认为电影是一个需要很多人，一起把正能量贡献出来的，是一个有精神使命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影行业的领导者，他本身的这个，不管是创作上或者是行为思想上，他应该要有一个领导者的格局，应该要帮助这个项目跟这个团队摒除杂念。那电影不可能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事情，它必须有它的独裁性，这个独裁性是，他要能够俯瞰一切，可是要能够非常的头脑清楚地把这个事情一直往前推进。你要有保护的手，才能往前推进，这个保护的手，就是必须要把不相干的、你所谓的陋习、杂音、杂质、不对的钱、不对的投资人要摒除在外。所以我觉得电影创作者，在面对投资者的时候，选择非常重要，因为那个选择会很快地、直接地干扰到创作跟作品的品质，但是我认为故事还是应该为王、为领军。
深焦：陈骏霖导演您应该知道？
彭铠立：嗯，他是我的助理很久了。
深焦：他也算是杨导的学生吗？
彭铠立：是是！
深焦：他当时要回台湾拍《一页台北》的时候，他有在洛杉矶和杨导说过这个事，杨导当时就劝他不要回台湾拍这个电影。所以想问一下在他最后那几年，他对台湾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点失望，关于电影产业之类？
彭铠立：我想失望是一定有的，对！
与杨导在一起
我成为了“Better me”
深焦：还是想说《一一》，因为我觉得我们同作为人，来看这个电影之后，会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感触。因为我们俩是男生和女生，我们今天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各自所想问的问题都不一样。
彭铠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特别棒的地方。
深焦：男生和女生在看《一一》的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在里边，我昨天看的时候就在想，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NJ回去找他的初恋情人的时候，找完之后有一丝的，从开始的兴奋到最后的遗憾和失落吧，最后又感慨说一切如果重头来过的话，也还就是这样。
彭铠立：对，他也并不会做另外一种选择。
深焦：好像似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就是这样的。
彭铠立：不需要重头来过嘛。
深焦：但是可能也会有另外一种想象，就比如说如果我没有做当初的某种选择，那我的生活会是另外一个什么样子。我特别好奇，就是想问一下您，当时您没有认识杨德昌导演的话，您觉得您的生活会有跟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吗？
彭铠立：当然是很不一样啊，我就是继续做我的音乐，继续在大学教书，就是这样子。
深焦：您会觉得会更好吧？
彭铠立：我不会觉得，其实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都是很不自由的身份，我们两个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在这个非常困难的十几年生活里面，我觉得我感受到最大的，就是男女关系里面的，最大可能性。我是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看到这样的可能性。
之前我觉得所有这些浪漫爱情蛮无聊的，都是小说里面的事，就是不可能有那种理想的境界。但是我们的这十几年的婚姻，就算我们是24小时都在一起工作，可是那种时时刻刻地感觉到的彼此的爱情跟尊重，甚至彼此对彼此的崇拜，统统体现在这样子一个关系当中。
所以我觉得杨导在做《一一》的时候，他放了很多对于爱情生活、家庭生活的想法在里头。然后你也看到NJ他有不断地反射，去找初恋情人、NJ自己的初恋故事，其实是重复在洋洋的身上。Sherry的故事其实是重复在NJ的女儿身上。所以这些东西，都和杨导自己对爱情、家庭的想法有关。这是他最在乎的事情。
那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要找到像这样的生命伴侣是很困难的。虽然对我来说有点短，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人生经验了，这是我能得到的这一辈子非常棒的一个经验。我们两个的这一段旅程，造就了今天的我很，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养分来源。虽然这个过程非常之辛苦，导演也生病七年等等，等于我们在一起几乎有一半的岁月，他都是在生病的状态。
你问我如果不是跟他在一起，继续我认识他之前的身份，那也有可能。当时我是极度的衣食无缺，很富裕的状况。和杨导在一起后，我们从事的却是这么艰辛的电影创作者生活。但我觉得我不会把它换回去，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感觉更加富足、更加自由，更加地没有恐惧，用英文说，是“Better me”，这个过程还是让我找到了更好的自己。
深焦：觉得您很幸运。
彭铠立：是吗？
深焦：其实很幸运，“幸运”跟“幸运”，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很棒的。
彭铠立：是是是，我就觉得我现在，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笑），在精神极端地富有。
深焦：杨导曾经形容你们两人的关系，说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也有很多人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是那种“棋逢对手”、“不相上下”的那种关系。如果用一些比较确切的形容词，来形容你们两位之间的关系的话，你会怎么去形容？
彭铠立：我觉得就是“极相配”吧，我觉得在世界上，你要找到你的“极相配”，是很困难的。
深焦：好羡慕！
彭铠立：哈哈哈哈（大笑）。
伯格曼、侯麦、伍迪·艾伦
都是我的心头好
深焦：想问一下，您最喜欢杨导哪部作品？
彭铠立：我最喜欢《恐怖分子》跟《一一》。我觉得《恐怖分子》里他那个讲故事的结构，太厉害太聪明了，genius！
深焦：《恐怖分子》去年也在北京电影节放过。
彭铠立：是吗？
深焦：但是大陆其实放杨导的片子还是挺困难的。
彭铠立：对，我现在一直在努力。有可能能够在上海电影节做全回顾。
深焦：哇！那太好了。
彭铠立：有可能，应该是几率很大，而且我还希望把《麻将》跟《独立时代》做一个修复。我昨天看我不太满意这个拷贝，好粗哦。《一一》才十七八年，不应该粒子这么粗，字幕也好像不太对，听说是澳洲来的拷贝，不是很好，这是作为我自己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深焦：那您对这要求很高，我能看到大银幕已经开心得不行了。
彭铠立：真的？我有一点不满意。（笑）
《麻将》
深焦：除了杨导，您还有其他喜欢的导演，或者喜欢的电影吗？
彭铠立：非常多啊，我跟杨导认识就是在《麻将》，我当时在一个唱片公司叫BNJ，他打电话到唱片公司说，希望我帮他做电影的音乐等等。但我没有答应，那时候有忙别的事情，那后来反正我们因缘际会之下，就还是碰到面。然后就聊到一个事情，他就说他非常喜欢音乐，他对音乐的品味非常好。我的公公是从小带着他们听歌剧的，所以杨导对歌剧非常非常熟。
我觉得歌剧也应该是最早影响他创作的一种文艺的形式，又有音乐又有剧。那次我们的聊天，我就聊到了音乐的调性，我说某些电影运用的很好。其实音乐等于隐形地帮这个电影定了调了，而且推动非常多，有非常多辅助做情感的部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为什么《一一》比较温暖等等，我想跟很大量的音乐使用也有很多的关系。可能观众没有感觉，但那个东西是潜移默化的。
那次的聊天，杨导问我喜欢什么导演？我说我大学的时候当然就比较偏向非常文艺型的导演，而且大部分是欧洲导演，比如说我非常喜欢伯格曼。但是我也蛮喜欢一些非常市井的、甚至一点点讲一些凡夫俗子的小事，像法国电影，特别是侯麦的东西，我觉得我也很喜欢，美国导演我非常喜欢伍迪·艾伦。
深焦：我去年冬天，看了一个月伍迪·艾伦的电影。
彭铠立：所以后来我们的儿子，三岁开始就每天跟着看伍迪·艾伦的电影，跟Paul Simon的音乐看。
深焦：伍迪·艾伦电影里边的音乐也用得很好。
彭铠立：非常好，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音乐家嘛。所以我觉得他电影的节奏特别有音乐感，克林·伊斯伍德也是。很多电影导演是有非常深厚的音乐背景的，因为不同艺术形式，音乐、文学、音乐、建筑，这些东西的结构都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曲式”(form)，就会直接影响风格(style)。
深焦：所以杨导的《独立时代》是有点在向《曼哈顿》致敬吗？
彭铠立：是是是！这个我也觉得有点。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面，杨导最喜欢的应该是《罪与错》，讲得是一位眼科科医生的外遇，里面用了非常多舒伯特的音乐，用得非常巧，这个非常棒，应该要看。然后《汉娜姐妹》我们也都非常喜欢。
但是罪与错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我们第一次聊天就讲伍迪·艾伦，讲巴赫的音乐，因为他非常会用巴赫的音乐。在《一一》里面，其实在琴行里面我们也用了一段巴赫的音乐——就是莉莉去找小胖那段，用了一段巴赫的《出击曲》。
失去杨德昌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深焦：我们还是回到《一一》这部电影，刚才您提到杨导后来在《一一》拍完之后就生病了，然后我们虽然可能不能切身地体会那种感受，但是我们可能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些事情，肯定觉得这段日子一定比较难过，尤其是对于女生。好像那时候您已经怀孕一段时间了，所以想探听一下您的心历感受，当时肯定就是工作方面也有困难什么的。
彭铠立：简单一句话，都忘记怎么走过来了。还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第一次直肠癌手术开刀,我是七个月身孕，躺在医院的病床,感觉迎来的是一个新的责任吧，因为是一个新生命，快要来了，但家里有个更巨大的灾难正在发生。然后也必须要防止所有的可能性，比如说媒体这些东西。我们其实除了专业的事情，是不接触媒体的。
所以那天晚上就有一点《一一》的感觉吧。你会看到自己的肚子，你会看到旁边这样一个巨大灾难，白色的床单，然后我就躺在那边准备，天亮的时候，就要开刀，这个晚上就永远不能忘记。然后再来就是必须永远在保护导演的状况之下做出所有的决定吧。
在创作方面杨导是个强大的人，是个巨人。可是当碰到这些事情，尤其是他觉得人生最快乐的时候他可能得走了，这个事情他觉得非常愤怒。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很正面的不断的鼓励他，我们应该是可以治好的。我们不断的努力，这样子。主要是过程中比较孤单，就我们两个人。外界基本不能帮忙，这些事还是只有自己知道比较好。（笑）
深焦：今年是第十年了,今天我们看见您，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照片中看到您的头发特别长，像淑女那种感觉，今天感觉特别干练，很精神。
彭铠立：在美国上大学当研究生的时代都是长发嘛。然后，他的癌症从直肠转到肝的时候，我就把头发全部剪了。因为我就知道说这是一场挺漫长的战斗吧。我本来也不喜欢在头发、化妆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觉得也蛮好的。整个过程来说，是帮助我达到better me。
深焦：自信，独立，强大，一个女性的形象就立在我们面前。
彭铠立：我觉得每个女性都可以很诚实地做自己吧。做自己最不累，我觉得做到最好的自己，这个人生就蛮成功的。我也没有很大的期望，然后现在我只愿意做我相信的事情，不愿意做任何逢迎啊这种虚伪的事情。杨导说我们的团队，每个人都要具备这样的个性，都是玩真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会有很多被误解，被抹黑啊，但是那些也没有什么关系嘛，不是那麽重要。我刚刚讲到要保护自己想做的事，忠于自己的东西，保持它的纯粹性，不断的往前走，你一定可以走到。
深焦：对，那些东西就像你说的，都不值一提了。
彭铠立：做电影还是作品最重要吧。其他这些流言蜚语，就让它是流言蜚语吧。（笑）
深焦：现在是第十年了，你们两个人从相识到相伴，很遗憾的到失去，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除了你提到你是一个better me，整个过程是否还有一些别的改变？
彭铠立：整个过程啊，我觉得我们俩在认识的时候都是artist。在经过我们以杨导为首的，整个一起做电影的历程，包括他走了到现在。两个人在一起，不可能两个人都当artist的。要有一个人要照顾别的事情，比如我刚说到的行政、制度方面的工作。所以整个过程让我学到了怎么去保护艺术家商业的一面。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技能的训练跟知识的增加。
所以不光是以后，或许我会做自己想要创作的故事，我也可以把这个技能跟知识的能量，用在其他年轻导演的身上，中国导演的身上。然后我觉得他让我变得其实更加的女性，就是说性别上的一个意识感，也非常的有所获得。一个男人能对一个女人的爱情可以强大到让你觉得幸福这种状态。
我觉得我们两个，杨导对我永远是充满温柔，巨大的爱情。每天都是把你抱在怀里的感觉。（很开心地笑）可是把你抱在怀里，不是让你窒息，不是说你要听我的，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而是说把我抱在怀里，两个人变成是一个一。两个人就一起往前走，互相都获得巨大的自由。我不会形容，但这种感觉，他走的时候其实只有我一个人在身旁，他握着我的手，非常的不舍。他走的大概前四年，前五年，我都不觉得他走了。
深焦：就好像还在一起。
彭铠立：对，对，直到有一次突然做了一个梦，我很少做梦。电影里的BMW是我的父亲给我的第一台车子，有一个梦就是他开着车，我们俩在那个老旧的BMW里面，尖尖的山覆满了白云，一直往山上开。就像你坐在他旁边，我就记得他包裹在牛仔裤里面的腿，是健硕的。因为癌症病人走的时候其实是瘦骨嶙峋的。醒来我就记得他的腿已经变回原来的样子了，很健康时候的样子，那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很不错，他跟我说他很好。
从那天开始，我就比较想后面的事情，要做什么啊之类的。有这样一个的转肋点，就觉得啊，好像人是走了。
深焦：可能这个反射弧是比较长的。
彭铠立：对，可能一直拒绝相信吧,有可能是某一种自我保护的的机制。
深焦：不好意思，把您聊哭了。
彭铠立：没有，没有，讲一讲也没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人问到这些比较私人的问题。
深焦：我觉得对女生来说，还是比较关心这些。
彭铠立：是啊，很好啊。对女生来说，应该关心不一样的东西嘛，男女本来就有比较大的差别。我现在做的电影其实很多希望能够触动到女性观众的心多一些。
深焦：因为我以前也觉得好像男女之间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要找男朋友的话，也不是觉得是那种娇滴滴的女生要依靠男生，自己好像体会不到那种感觉，后来可能就那么一次就体会到男女之间是有差别的。
彭铠立：我觉得人是不可能依靠另外一个人的. 就像电影里，Sherry原来希望N.Jason可以养活他。现在人我觉得必须是一个完整的自我，你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棋逢对手的伴侣吧。这个棋逢对手不是说两个人要在一起男女厮杀，而是两个人都找在彼此之间找到更好的better me。你的伴侣就是能够把你更好的自我，引领出来。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棒的关系，而且是一个高度文明的事情，对不对。
深焦：一个人永远不会教会另外一个人
彭铠立：我觉得不可能，而且我觉得我们走的时候永远是一个人的，孤独的。所以怎么跟孤独的自己相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诚实面对你自己，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其实蛮困难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其实是在讨好别人，可能不是你真的想要的。
深焦：谢谢，特别开心，能跟您聊这么多。
十年，杨德昌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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