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等五篇译文将要发表，感谢《广州大学学报》！
赵勇
《广州大学学报》若是单发我译的这篇《介入》，好像也架不住发公号表示感谢，尽管我也会心存感激。但问题是它准备一下子推出我们的译文五篇，让我受宠若惊或受惊若宠，我就不得不当回事了。
但为何五篇？为什么是《广州大学学报》？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话说去年九月，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开过一次“审美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旅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这次会议的总设计师（我本想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没料到冲口而出，纵手而成。那就这样吧，不改了），那一阵子我忙得昏天黑地团团转，经常摸不着家，找不着北。塞缪尔·韦伯与其夫人要提前到来，明确提出想去福建看土楼（注：是自费）。想到他老人家已年届八十，福建那边若是无人照应，出点闪失我担不起这个责。这可怎么办？情急之下，我向刚认识不久的闽南师大文学院黄金明教授求助，他答应得痛快，让我感念不已。借此机会，我要向黄院长及其同仁严重致谢！
2019年9月20日，韦伯教授在文学院报告厅开讲《论尼采的永恒轮回》等话题
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 1940－）是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德语系、比较文学系教授，该校驻法国巴黎批判理论项目主任，瑞士欧洲研究院荣获保罗·德曼席位教授。早年师从耶鲁学派的奠基者保罗·德曼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阿多诺，是英语世界最早译介阿多诺、本雅明、拉康和德里达等人思想的学者。代表作有《本雅明的诸种可能》（Benjamin’s –abilities）；《宗教与媒介》（Religion and Media）；《大众媒光——形式、技术与媒介》（Mass Mediauras: Form, Technics, Media）；《回到弗洛伊德——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的错位》（Return to Freud: Jacques Lacan’s Dislocation of Psychoanalysis）等。
马丁·杰伊来得也早。他老人家也是我重点邀请的学者之一，但他自知年事已高，便向我提出一个请求：想坐商务舱。我二话不说，决定想办法解决，哪怕是砸锅卖铁。老马也仗义，为感谢北师大，他要义演讲座三场。我大喜，便亲任主持，协助他唱好这三台戏。想起当年做博士论文时，他有四本书让我受益匪浅，特别是那本《永恒的流亡》（1985），尤其是其中的《阿多诺在美国》（“Adorno in America”），更是读得我心旌摇荡，血脉贲张。于是我就想，马丁是写完《法兰克福学派史》之后形成这本论文集的，我能否追模前贤，待《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杀青后再接再厉，也鼓捣出一本专题论集？没承想，从冒出这个念头到最终成书，居然花了十多年时间。没错，就是那本早已卖光的《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
马丁教授赠送笔者的著作之一。我回赠其《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和《法兰克福学派内外》。
马丁同志是美国教授，七十五岁了，为了帮助我们搞好批判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俗话说：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叫我如何放过他？于是那几天我重温他的著作文章，决定对他做一次访谈。《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作者里奇说：访谈者的问题“塑造了对方的回应”。我的说法是，回答的水平取决于提问的水平。职是之故，我必须乔装打扮，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相当凑合的提问者。因准备还算充分，那天访谈时，我既学术也八卦，愣是逼着他竹筒倒豆子，把老头儿折腾得够呛。结束后一起吃饭，我的博士生耿弘明问他感受，他立刻晴转多云——撇嘴角，耸长眉，摊双手，摇摇头，像阿多诺那样反思了一下自己受损的生活，忧郁地说：survived（幸免于难，贵导难缠），接着哈哈大笑。该访谈名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实践：以阿多诺为中心》，已发表于某重要刊物。此刊非常高大上，两手抓得都很硬，于是发稿前编辑跟我商量，学术八卦必须悉数拿掉，否则过不了审查关。我说别啊，八卦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何况马丁很认真，八卦当中见真人。但两个回合之后，我就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从了。
2019年9月17日，马丁教授在文学院报告厅开讲《阿多诺与音乐唯名论》
马丁·杰伊（ Martin Ja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其研究广泛涉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历史编纂学、文化批评和视觉文化等领域。2011-2012年度，获柏林美国学院的柏林学术奖。代表作有《法兰克福学派史》（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50）；《永恒的流亡——从德国到美国的知识界移民》（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眼眸低垂——二十世纪法国思想中对视觉的诋毁》（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理性衰落之后——论晚期批判理论》（Reason after Its Eclipse: On Late Critical Theory）等。
我们的会议定于9月21日开幕，但会议前一天我却必须呆在武汉。此前已接教育部通知，要在武汉大学召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管理会议，基地主任必须参加，我只好在19日上午接待过阿兰·米隆（Alain Milon）教授又在下午上完两节本科生的课后坐高铁奔赴江城；把此会开到四分之三，又立马再坐高铁往回赶。半夜三更去，三更半夜回，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第二天开幕式，果然一派祥和：先是韦伯教授热情洋溢致辞，接着卫东书记（兼校长）神采飞扬讲话。曹贝马斯本就是好口才，讲话不需要打草稿，自从他在北体获得葛兰西所谓的领导权（hegemony）后，更是把嘴上项目打造得更高更快更强，讲到哪里哪里亮，奥运精神放光芒。但领导总是很忙，即兴致辞后他说抱歉，迈方步，扬长而去，让我精心准备拿他开涮的车轱辘话全部扑空。我被校长闪了一下腰。
曹卫东教授致辞
大会就这样开始了。先是陶东风、胡继华教授主持与评议第一场老外发言，接着姚文放、陶东风、王凤才、汪民安四教授第二场主题发言，一直开到12点半方才开饭。饿着肚子搞批判，吃罢午饭接着干。掌声拍爆小西天，这会开得不简单。
下午我拎着相机，在两个分会场来回乱窜，正窜得起劲，忽然发现陶东风发我一条微信：“老赵，如果可能，请你给学报主持一期批判理论，中国学者西方学者都可以。三到五篇。”我马上回复：“好的，我琢磨一下。”
回看这个微信，才发现陶老师似乎要找我面谈，但我当时上蹿下跳，估计他没逮住我，便只好发微信了。
记得东风教授刚担任《广州大学学报》主编不久，就跟我说过约稿组稿之事，但我起初并没有很上心。鲁迅先生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既如此，那么这家伙离京出走（为什么我心中总有“叛逃”的意象挥之不去），到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搞事，他究竟是要闹革命还是反革命，一时半会儿还拎不清，我必须察言观色将他防。隔着千山万水观察了半年，发现他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我基本上也就放心了。我像老电影中的地下党一样朝一伙计努努嘴：自己人！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朋友来了有好酒。
陶东风教授大会发言
但我也有小算盘，这架算盘在十月中旬拨拉起来了。10月16日下午，中心与所开联席会，会前吕黎同志招呼几位老师先开《文化与诗学》编务会。编刊物轮流坐桩——由六七位老师轮着担任执行主编——此为中心多年形成的规矩。那一辑吕黎管事，他便召集大家议事情，审稿子，顺便商议下一辑执行主编人选。数来数去转一圈，正好轮到了不才赵某。我说好吧，那我就把下一辑编起来。
吕黎主编的这期刊物已在今年七月面世
我开始琢磨这一辑的内容了。因为刚刚开过这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便决定就地取材，选一些文章跟作者商量，让其大作为我刊增色，这样也有了主打栏目，名字就叫“批判理论的旅行”。而有了主打栏目，也就有了主打书名——《文化与诗学》自从换到华东师大出版社后，该社便提出一个要求：每辑除刊名外，还须有一个主打书名。为什么要如此叠床架屋？不细说，你懂的。
该怎样完成陶老师交给我的光荣任务呢？这时候，我的私心杂念蠢蠢欲动了。韦伯、马丁和米隆的稿子已翻译得很现成，但他们都是国际学界大伽，若把大伽的稿子组给《广州大学学报》，让我们的《文化与诗学》情何以堪，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不成不成，肥水不流外人田，马不吃夜草不肥；肥水也罢夜草也好，应该统统留给自个儿享用。当然，陶老师那边也不能对付，论文集中好稿子不少，我可以给他组点别的。就这么定了。
看《文化与诗学》如何叠床架屋
我找出会议论文集，准备为《文化与诗学》选个十篇八篇，也开始设计其他栏目，并向学界朋友约稿。有几位朋友投来稿子，问我这一期谁在负责，我说正好撞我枪口上了。然而，当我编得八九不离十时，却风云突变（此处省略五千字），我不得不暂时把这件事情停了下来。停到今年五月初，我才从侧面获悉，这辑执行主编已换人选，刊物重打锣鼓另开张了。
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五月下旬，我终于婶可忍叔不可忍，给中心所有成员群发邮件，公开表达了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不满，希望有人能给我一个说法，但泥牛入海无消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童庆炳老师曾经说过，当年反右时，他还是大二学生。“我不会批判‘右派’，这时高年级的一位有‘批判经验’的同学‘指导’我说：‘这不简单吗？你只需要在右派说的话上加上‘难道’两个字就行了。譬如右派说，共产党组织有时不够民主，你就质问，共产党组织难道是不民主的吗？’我‘噢’了一声。”从此之后，童老师学会了用“难道”造句。如今，我也要向导师学习，弱弱地问一句：难道可以这样吗？
童老师的话说在这本书里
难道可以这样吗？难道不可以这样吗？不这样又能怎样？怎样才能不这样？我越琢磨越来气，顿时引爆了我这副鼠肚鸡肠猪下水，有诗为证：
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生气然并卵，常青指路下江南，
江南还有陶东风，东风劲吹红旗展。
年轻的朋友可能已不清楚“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个梗了，此句当年被《天下无贼》（2004）中的葛大爷说出后，曾风靡一时。第一个视频是网友剪辑合成的蒙太奇版，第二个视频是原始版。
六月下旬，我把东风老哥去年九月的微信截屏发给他，问：“这个还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一直等着呢。”我说：“那好，我搞一组国外牛人的文章。”然后我开始报菜名：
塞缪尔·韦伯的《从冥府到故乡“还要多久”：批判理论的旅行和苦难——纪念特奥多尔·W.阿多诺逝世50周年》（高竞闻译）；
马丁·杰伊的两篇，《“精神分析只不过是夸大其辞”——弗洛伊德与法兰克福学派》（耿弘明译），《阿多诺与音乐唯名论》（丛子钰译）；
阿兰·米隆的《启蒙：西方世界的宏大叙事——以康德、西美尔、阿多诺-霍克海默为例》（赵天舒译）。
我说，这几篇译文我要让译者进一步修订，然后我来严格把关。为了蹭热点，我也要把拙译《介入》拿出来，跟着沾个光，正好凑成了你所谓的三到五篇。陶老师说太好了！
马丁讲座结束后与部分师生合影，其中包括此组译文的两位译者高竞闻（左一）和耿弘明（右二）。
于是有必要说几句《介入》和阿多诺。
阿多诺可谓我眼中钉，肉中刺，总想除之而后快，却一直不得其法。做博士论文时我与他较劲，当时便做过一些翻译，《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与听觉退化》《论流行音乐》《永远的时尚——爵士乐》等文章，更是差不多全文译出（那个年代还没有所谓的“中国知网”，我居然不知道《论流行音乐》此前已有人译过）。此后，每写一回阿多诺，我就浑身直哆嗦。为了深挖洞，广积粮，只好采用笨办法——先把翻译做到前，比如，为了琢磨“奥斯威辛之后”命题，全文翻译了《文化批评与社会》；为了弄清楚他所谓的“论笔”是怎么回事，又把《论笔即形式》从头译到脚。如此折腾，产量偏低，对镜检讨，常常指着鼻子骂：你怎么这么笨！
译《介入》也是这种情况。2006年我正与萨特过不去，准备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时，便先把阿多诺端上来，认真读《介入》，接着又动了翻译的心思，于是便选译其“萨特的哲学和艺术”。2014年又跟阿多诺碰瓷，不得不再次读《介入》，这回译出了其中的“苦难问题”。去年生产队里开大会，我说我忙得找不着北，绝非夸大其辞，因为我那篇参会论文《走向一种批判诗学》只写了半截。在我的构想中，此文第三部分要谈“在‘文学介入’与‘艺术自主’之间”，是让萨特与阿多诺捉对儿互掐，但我虽仗着地主之便，拖到最后一刻才交论文，却依然没能写完。会议结束后，我欲再续前缘，重塑金身，原以为可以食归大肠，水入膀胱，扬鞭催马送公粮，但想了整整三天两后晌，想得脸红脖子粗，却还是脑袋发蒙，思路不畅。忽然一激灵，意识到问题所在：顺序搞错了，应该先做翻译啊！
《什么是文学？》的德译本，阿多诺就是读着这本书批萨特的。
这一次我发了狠，必须把剩下的部分全部译出，然后再去写文章。
当年做翻译时，我用的就是Francis McDonagh的英译本，这次依然如此。但Shierry Weber Nicholsen的英译也放手边，对着两个译本一句句过。当然，阿多诺的原文也要请出来，这样可以装模作样，仿佛我也懂德文。那一阵子，我把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Notes to Literature和Noten Zur Literatur置案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待我折腾出这篇译文后，我又开始折腾我儿子。我说，你手头不是有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吗？给我把这篇“Engagement”校一遍。要字字落实，从严治党，不得偷工减料，不可偷奸耍滑。儿子怕我断了他的生活费，只好认真落实最高指示。
翻译《介入》时使用的三本书（选其二）
有几处我黔驴技穷，就是儿子帮我搞定的，兹举两例。
阿多诺批布莱希特戏剧作品时用了一个词：Karfioltrust，把我难住了。我不敢直译，唯恐阿多诺挖坑埋雷，炸得我血肉横飞，便向一个留学德国的学生求助，让她落实德国人有无这种常规用法。接到命令后她不敢怠慢，先做一番文中语境功课，然后才回复我：“问了一下身边的德国同事们，得知德国人经常被嘲为kraut，就是菜头的意思，与karfiol用法相近。karfioltrust如译为中文，近似于“德国佬联盟”，应该就是一种嘲讽加幽默的说法。”我觉得有些道理，便从之。儿子校对时说：“直接翻译成‘菜花托拉斯’吧。《阿尔图罗·乌依的有限发迹》中，真的有一帮菜花商人组成的托拉斯。芝加哥的‘菜花托拉斯’影射的是容克地主，而乌依则影射希特勒，剧中的所有人物都在影射纳粹德国的各个历史人物。”这个解释一个过来，我立刻觉得直译为“菜花托拉斯”就是首选，当然我要为此作注。
布莱希特：《阿尔图罗·乌依的有限发迹》
《介入》开篇第三句说：“Sartre was moved to issue his manifesto because he saw–and he was certainly not the first to do so–works of art displayed side by side in a pantheon of optional edification, decaying into culture commodities.”其中的optional直译就是“可供挑选的”。但儿子说：“应该不是‘可供挑选的’，而是这种文化万神殿乃‘空中楼阁式的’东西。这个词德语和英语都是‘非强制性’的意思，法语则是‘免费’之意，意为这种文化是那种自娱自乐而与现实无关的文化。不过我暂时想不好应该怎么译。”儿子把球踢给了我，我只好接招。但发愁好几天，想出几个词，均被儿子一一否决。忽一日，“孤芳自赏”蹦达出来，让我喜极而泣，老泪纵横，便赶快向儿子通报。儿子惜墨如金，说：“这个好！”于是这句译文最终改成了这样：“促使萨特发表宣言的原因在于，他看到——他当然不是第一个看到的——并排陈列于孤芳自赏的文化万神殿中的那些艺术作品正在蜕变为文化商品。”
我曾经说过，每译一次阿多诺，便要掉几斤肉，脱一层皮，实在是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简直就是小常宝。所以，我敬重敢跟阿多诺叫板的每一位译者，包括前不久我为《最低限度的道德》的译者做广告的丛子钰童鞋。而我的一些译文至今依然待字闺中，就是怕掀起它的盖头来后被人指指戳戳：长得丑也就罢了，偏偏还要跑出来吓人。吓人不是我的强项，咱丢不起那个人。
这一次之所以计划抬头示众，主要还是为了感谢东风教授。既然他要慷慨悲歌，那我就来一个丑媳妇见公婆。这就叫做深度配合，狼狈为奸。
于是，我按《广州大学学报》体例要求，破例为《介入》写了一个八百多字的摘要。只可惜阿多诺辞世已五十一年，我已无法像高竞闻那样写出摘要后向韦伯教授求教，问问阿多诺这个摘要行不行了。
写完摘要后把其他四篇已经修订的译文看一遍，作批注，提建议，继续折腾我那几个倒霉学生。译货终于全部到齐，我交给陶老师，他当即回信道：“译文五篇全部收到了，非常感谢。我计划第六期就刊用。不过还需要你写一个主持人语，占一页，900字左右，可以将文章的来源说说，顺便也介绍一下你们的会议，对于每篇文章的内容，点到即止。”
我拖长嗓音说：“遵——旨——！”
2020年8月8日
英译者Francis McDonagh为《介入》概括的文中小标题：
The Confusions of the Debate on Commitment
Philosophy and Art in Sartre
Brecht’s Didacticism
Brecht’s Treatment of Fascism
Politics and Poetic Tone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
Kafka, Beckett, and Contemporary Experimentalism
French and German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Politics of Autonomous Art
相关阅读
赵勇｜贴着人物写，或如何“对付”阿多诺 ——致在读硕、博士生的一封信
赵勇｜读阿多诺：翻译才能读彻底——2017：刘项原来不读书之七
赵勇｜作为“论笔”的文学批评 ——从阿多诺的“论笔体”说起
赵勇 | 杭州师大讲座：奥斯威辛命题与阿多诺的“摇摆”
赵勇 | 钉钉讲座之后 || 回答四个问题，感谢诸位云友！
赵勇｜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 ——从一篇被人遗忘的“序言”说起 || “审美、社会和批判理论的旅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暖场系列之六
书讯 ‖ 赵勇：《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
赵勇｜深度检索《法兰克福学派内外》一书，引用文献才三百多个，却花了我一千多两银子，求夸
亲历法兰克福学派：从“非同一”到“独异” ——塞缪尔·韦伯访谈录
赵勇、赵天舒｜西方哲学的“非连续性”传统：以布朗肖为中心 ——阿兰·米隆教授访谈（上）
赵勇、赵天舒｜西方哲学的“非连续性”传统：以布朗肖为中心 ——阿兰·米隆教授访谈（下）
推荐 | 阿多诺 著，丛子钰 译 || 当代小说中叙述者的地位
[转]韦伯(著) 赵天舒(译) | 独异问题导论 ——兼致中国听众//“审美、社会和批判理论的旅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暖场系列之一
塞缪尔·韦伯(著) 苏岩(译) 郭佳(校)| 文学认知的独异//“审美、社会和批判理论的旅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暖场系列之二
[转]塞缪尔·韦伯｜感觉军事化：进行一场“反恐战争”意味着什么？//“审美、社会和批判理论的旅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暖场系列之三
转｜芬沃思著、李莎译 | 文化联结的一些尝试 ——二十世纪早期德裔犹太思想适逢《道德经》｜“批判理论的旅行”会议暖场系列之四
[转]亲历法兰克福学派：从“非同一”到“独异” ——塞缪尔·韦伯访谈录（英文版·上）
[转]亲历法兰克福学派：从“非同一”到“独异” ——塞缪尔·韦伯访谈录（英文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