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杨绛先生：火萎了，她走了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
　　再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杨绛先生就能迎来她105岁的生日。然而，这次生病住院，她却终于没有挺过去。她老人家辞世的消息甫一面世，便引来网上一片唏嘘：“我们仨”终于可以在天国团聚了。而我则想起了阅读她作品的点点滴滴。
记得那是2000年，我揽了一个活儿，准备对钱锺书先生的《围城》解读一番。于是我重读《围城》，也捎带着读一些研究《围城》的资料。那时候，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阅读》出版不久，其中就有对《围城》的分析，此书自然也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蓝棣之的分析很有趣，他说：据杨绛女士记述，钱锺书既要呈现“婚姻是围城”的小说主旨，却又须臾离不开妻子的“监视”。所谓“监视”，“即指在妻子身边写‘围城’；身在‘围城’，却要一再诉说他已厌倦了这‘城’，但还要那守‘城’的妻子看不出来。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任务。”蓝棣之的意思大概是钱锺书很会玩“躲猫猫”，他既完成了《围城》这部小说，又让每天“审查”其稿的妻子读得开怀大笑。
读到这里时，我也乐了。杨绛女士1985年写出《记钱锺书与〈围城〉》的长文，原本是想消除一些误会的，结果却被蓝棣之的“症候式阅读”逮了个正着。这很可能意味着，“症候式阅读”这件新式武器确实有其高妙之处。但转念一想，杨绛又是何等聪明的女性，假如蓝棣之的分析有其道理，她当年又岂能被丈夫蒙在鼓里，看不出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显意和隐意？看出来了却又由着丈夫信马由缰，纵情笔墨，这该是何等的胸襟！就这样，在“症候式阅读”的基础上我又“症候”了一把，黄河就在这里拐了个弯。
杨绛女士又一次被我关注是三年前。那年的六月初，我参加完江飞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后与几位答辩委员一起吃饭。江飞写散文，且有散文集面世，答辩主席杜书瀛先生也写散文，我的导师（也是江飞导师）童庆炳先生更是既写过小说，又是散文写作的行家里手，于是评点散文便成为席间的一个话题。聊着聊着，杜老师就说出了他的一个看法。他说他对杨绛的散文很是推崇，他觉得单从散文看，杨绛写得比钱锺书好。
杜书瀛先生
这个观点让我有些吃惊。钱锺书的散文我是认真读过的。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读过《写在人生边上》的小册子之后还不过瘾，索性又买回来《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慢慢品读。但杨绛的散文我虽也买过《干校六记》和《将饮茶》，却只是胡乱翻阅一番，并没有细读。于是回到家来，我立刻找出这两本散文集，然后又找来《我们仨》，逐一读过。我想看看杜老师的判断有无道理。
这么一读，果然就读出了些味道。在我的记忆中，钱锺书的散文机智，幽默，爱用典，也常常暗藏杀机。那是典型的智性写作。但考虑到《写在人生边上》是作者29岁时的作品，其中便不时会透露出一种“气盛”之辞。而杨绛写散文，则是另一种情况。年届古稀，她才完成《干校六记》；《将饮茶》则是她70岁后的作品；《我们仨》更是她在92岁时所著。也就是说，直到晚年时，杨绛才真正开始了文学创作（小说《洗澡》出版于1988年）。苏东坡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孙犁也曾说过：“散文是老年人的一种文体。”我以为，这些说法用到杨绛这里尤其恰如其分。
于是，在杨绛的散文中，我首先看到的是她褪尽火气、怨气、怒气之后的平和之辞。按理说，对于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过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来说，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不平之气的，有的甚至可能还要大放悲声，哭天抹泪，这样便有了事后的控诉与谴责。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走的就是这种路数。但是，杨绛笔下的干校六记，一切都淡淡地写来，哀而不怒，怨而不伤。只是仔细琢磨，我们才会意识到那平淡背后所蕴含的大伤悲。比如，她说：“我们‘连’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阿圆是杨绛的女儿，得一是杨绛的女婿，巨大的悲痛就这样被作者几笔交待过去了。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然而，她动用的却是如此轻的笔法。
后来，供职于北师大的阿圆（即钱媛）也于1997年英年早逝，一年之后，钱锺书先生又撒手人寰。在常人看来，这种丧女丧夫之痛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我们仨》中，我们依然听到的是平和的悲音。书中杨绛曾写过一个“万里长梦”，其中听到一男一女的对话。女的说，阿圆得了一种很特殊的结核病，但她在病中一直惦着她的爹妈，说到妈妈就流眼泪。杨绛紧接着写道：“我觉得我的心被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大概，全书中唯有这句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他许多时候，作者都隐忍着，克制着，但我们又能感受到参透在纸背后的巨大伤悲。
其实，我是没资格谈论杨绛先生的散文艺术的。或者也可以说，这种以巨大伤悲凝结成的文字，本来就不是供人谈论的，而是供人倾听和瞻仰的。
正是在这次瞻仰中，我意识到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杨绛和钱锺书开启了一种为人学文为学的模式。他们一生躲避政治，潜心于文学和学术，方才苟全性命于乱世。有朋友在微信中说，他们是“宁弯不折”，这也是人生大境界。我深有同感。爱女和丈夫去世后，杨绛则躲避喧嚣，隐于闹市，寻求着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她翻译过英国诗人兰德的诗，那也是她欣赏和推崇的生命姿态：“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如今，她真的走了。那就让我们一起祈祷：杨绛先生，一路走好！
2016年5月25日
原载2016年的某期《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