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纵横 ? 作家专栏
重读张爱玲
作者：万正钰
第一次接触张爱玲的作品，是在1980年代（已记不清何时何地何书），读的就是《倾城之恋》。当时感觉它的写法很新奇，那犀利的语言、鲜活的意象完全不同于以往读过的任何小说，喜爱得在笔记本上抄写了一遍，没事便拿出来翻翻，以至于有些段落那时都能背下来，但对于“张爱玲”这个人却一无所知。到了1990年代，张爱玲的作品开始在内地陆续出版，有机会读到她的《传奇》和《流言》。2006年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经台湾皇冠文化的授权出版了陈子善教授主持编校的《张爱玲集》系列，我购得几本，才较为系统的读完了她前期的作品，对她本人也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一个时期我的生活与文学脱了节，这几年试图重拾时，发觉“张爱玲热”一直持续到了现在，甚至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张迷”（张爱玲书迷）群体，而今年更是因为张爱玲诞辰100周年被网友称作“爱玲爱玲年”。经常在网络上读到各种各样关于张爱玲的文章。资料虽多，传递的信息却往往是零散的、碎片化的，更不乏谬误之传。网络强大的复制、粘贴和链接功能，让这些真真假假的张爱玲资料和“语录”以讹传讹，在世俗与欲望的异化和商业的推波助澜下，贴上诸如“豪门”、“乱世才女”、“单身贵族”、“爱情教母”之类的标签，塑造出一个或“鸡汤化”、或“小资化”的张爱玲，俨然一个现代都市的精致白领。这种有些虚荣的社会心理带有很大的普遍性，真相却大相径庭。近来重读张爱玲的著作，就根据自己的所知和理解，爬梳剔抉，整理出这篇读书笔记。所谓“豪门”张爱玲其实并不遥远。很多人由于她1940年代的炙手可热、后来又尘封多年，就以为她是和老舍等人同时代的人物，应该早已不在人世。彼时成名她才二十出头，新中国诞生后她在上海又生活了三年，似乎曾引起过周恩来总理的注意（“总理提醒：有几个原不属于进步文化阵营的文化名人要争取把他们留下，其中就谈到刘海粟和张爱玲。总理是在重庆就辗转看过她的小说集《传奇》，五十年代初我又托柯灵同志找到一本转送周总理”——夏衍），1950年还因为夏衍的“爱才”而得以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代会、随后又到苏北地区参加过“土改”。1952年7月张爱玲以回香港大学“复学”为名离开内地到了香港，这在当时无疑是政治上的“背叛”，从此她的作品在大陆销声匿迹。1955年她移居美国，直到1995年逝世。她的所谓家世显赫，不过是因为曾外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两位晚清重臣的关系，她的母亲也系出名门。但张爱玲出生时，“豪门”已然凋零，除了幼年富贵，她从这个家庭得到的是一个沉迷于旧日繁华和鸦片的父亲，一个抛家留洋、追求自我的母亲。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描述：“我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串起来的。其间的波折和伤害，姊姊的感受比我更为深刻。”在这个家，母亲黄素琼似乎是爱她的，但也是经济上计算后的、一种千疮百孔的爱，尚不及佣人何干和姑姑张茂渊给予的温暖；也正是她的母亲，毁掉了少女时期的张爱玲对于亲情的最后一点毫无保留的信任，从此对这个世界充满警惕。说是“出身豪门”，张爱玲的大半辈子好像都在为“钱”着急（求学时）、为生计奔波（赴美后），初到美国时曾因穷困申请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救济，第二任丈夫赖雅中风后她一直卖文为生。可以说，“缺爱”的病态家庭是张爱玲悲剧一生的根源:她性格中的种种缺陷，作品一贯的悲凉底色，对身边亲人的自私凉薄，与世的孤独隔绝，不安全感以及她的金钱观、爱情观、婚育观，无不源于原生家庭的创伤。张爱玲在1943年因为《沉香屑.第一炉香》而被周瘦鹃发掘，如日中天，后来却一度寂寂无名。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了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书中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对张爱玲，认为她“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的见解，改变了张爱玲作品的命运。张爱玲被正式“请进”了文学史，自此作为中文世界顶流作家的地位无可撼动。夏志清堪称是张爱玲的“伯乐”，他还在找工作、生活、精神等方面给予她很大的帮助。1960年代中期，她同皇冠出版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生活才稳定下来。与皇冠的合作让张爱玲享誉港台，她的作品自1970年代以后对港台地区的青年作家影响很大。记得以前读过的施叔青、西西等人的作品，都有张爱玲风格的鲜明烙印。而内地的“张爱玲热”在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才悄然兴起，在1995年因张爱玲的去世达到一个高潮，此后热度不减，直到现在。
“张爱玲热”与真假“语录”相较于张爱玲对港台文学界的影响而言，内地“张爱玲热”的兴起和“张迷”群体的构成，我觉得都不是纯粹文学的因素。1980年代对张爱玲的关注主要在知识界、学术界，改革开放带来一大批被埋没的作家“解封”，而张爱玲是其中一股清新又带着点冷冽的风，读者更小众一些。1990年代对她的作品的“发掘”出版多了起来，这种关注渐渐从学者蔓延到普通读者，从而掀起了一股热潮。这一时期的“热”可以说是文学的热，学术研究的热。二十一世纪的市场化条件下，出版物的发行必然有商业营销的推手，张爱玲开始被贴上各种标签，她的读者也迅速壮大。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的大势所趋让电子书异军突起，不仅降低了人们的阅读成本，更大大加快了各种著作的传播速度，张爱玲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加上根据原著改编的《倾城之恋》、《半生缘》、《色.戒》等电影的票房带动，她的“蹿红”理所当然。这其中，女性阅读群体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张爱玲并不是一个大众作家，她的作品也不是通俗文艺作品、并不好理解，“张爱玲热”何以一直势头不减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小说总有一种“超前”感，她的很多观念和行为方式是有现代性的，有些言论在当时很离俗很大胆，所以即使是1940年代的作品，隔了七十多年去读，仍然能找到共鸣。“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张爱玲同然，当代人价值观和思想的多元又放大了这一点，因而“张迷”这个群体是很复杂的。真正的“张迷”仰慕张爱玲的才情，对她的研究很透彻——包括她的原著、生平、衣食住行等，甚至专业到进行各种考据，令人钦佩。但今日庞大的“张迷”群体的形成，非文学因素的热度不小:有人是羡慕她的豪门出身，有人是因为她的神秘，有人感兴趣的是她小说恋爱与婚姻的主题，有人是被电影《色.戒》的大尺度勾出了猎艳心理，有人是好奇她与“汉奸”（胡兰成）的情感纠葛，有人是来蹭热度的，有人是为了跩“文艺范儿”，有人是典型的“张爱玲句子迷”而不是“书迷”……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张爱玲语录”的盛行则是由于另外一种原因。互联网的不断扩张、形式的不断创新，让人们告别了纸质时代的长阅读模式，微博、微信推文都有字数的限制，哪怕是微信公众号也不可能去推送一部中篇以上的小说。人们更喜欢阅读短平快的内容，一两句话配上几张图片所获得的阅读量和点赞数，远胜于一篇锦绣文章所能引起的注意。及至有了抖音，大家干脆连带字的也不爱看了，枯燥的文字哪有直观的画面、动感的音乐有吸引力？所以读张爱玲原著的越来越少了，“语录体”风行不衰。这必定导致它的真假难辨、谬解百端——一种是假“语录”。随意在网上搜索“张爱玲语录”，就会跳出来N多条:“人生太长，我们怕寂寞；人生太短，我们怕来不及”；“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伤城”；“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个人都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一个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两个人，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偷偷地看你，偷偷地想你，偷偷地爱你，最后，偷偷地哭了”；……这些所谓的“语录”，是“心灵鸡汤”惯用的句式和语气，一看就是假的，太矫情了。要知道，张爱玲手中拿的可不是“胭脂笔”，而是解剖人性的“手术刀”。另一种是对张爱玲经典金句的曲解和误读。比如:“出名要趁早呀”是《传奇再版的话》里的，那时她才24岁，话里有说不出的得意和自负，还有叛逆，现在的人却赋予它急功近利的内涵；“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和白玫瑰》中张爱玲在这句话后面以讽刺的笔调写道“在振保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有始有终，有条有理的，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小说最后又以“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作结，深刻揭示了王娇蕊、孟烟鹂这些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难以摆脱的悲剧人生。现在这句话却成了男人精神出轨的最好托词，动辄振振有辞地大加引用；“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语出散文《私语》，描写的是张爱玲逃出父亲禁闭时的仓皇和欢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文艺”；“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是张爱玲《惘然记》的卷首语里的话，是她针对《色.戒》三十年里不断修改而言，表现她对创作的“爱”，现代人却把它用作爱情警句；“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经常被句子迷们用于形容爱情的“遇见”，殊不知这句话的背景是多么悲惨的一个故事。它出自张爱玲的《爱》，写的是一个被多次拐卖作妾的美丽女子，回忆十五六岁时对一个年轻男子的惊鸿一瞥。这名女子的原型据说就是胡兰成的生母；“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是张爱玲题在送给胡兰成的照片后面的，因为两人第一次见面，分别时胡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麽可以？”（见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那句“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也是现代人“延伸”的，原句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是张爱玲给胡兰成的信中的话（同上）；“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不是张爱玲的，是胡兰成写在两人婚书上的（同上）；……因此，在特别的“爱玲爱玲年”，有专家建议——最好的纪念就是多读张爱玲原著。
“沉下去”的家庭及两段婚姻有些“张迷”的情绪比较极端，对于他们认定“辜负”了张爱玲的人“恶之欲其死”，包括她的父母、后母以及胡兰成。这方面的资料人云亦云的误传也很多。
想要系统、客观的了解张爱玲的家庭，不妨参考一下《我的姐姐张爱玲》这本书。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古文底蕴，她在这方面是受了父亲很大影响的:父亲鼓励她写诗，她写章回体小说《摩登红楼梦》，张志沂还亲自代拟回目（见散文《存稿》）；父女决裂以后，还为她解决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她发表作品，他也会看。如果没有染上毒瘾，我想他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除了吸鸦片、迁怒毒打禁闭过张爱玲，他无非是一个因家道中落而自暴自弃的败家子。黄素琼是姨太太所生，裹着小脚却满脑子新思想，在张爱玲4岁、张子静3岁时抛下儿女留学英国，确实够狠心。但她不是没想过挽救婚姻，最终“心已经像一块木头”，决绝而去。说到底，她也只不过是一个自顾不暇、一心追求个人幸福的人。这个家给人的感觉就像张爱玲在《私语》中描写的一个场景:“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名门的光环带来的并不是幸福，好像这个家里的所有人谁都没落到好，大家都是可怜人:张志沂穷困潦倒、1953年病逝于上海，黄素琼孤身一人、1957年病逝于伦敦，父母的葬礼张爱玲都没有露面；张茂渊错失姻缘，多年独身，直到78岁才得偿所愿；张爱玲最终步母亲的后尘孤独终老，在洛杉矶病逝，死后七天才被人发现；张子静是最没人爱的那一个，单看黄素琼和张茂渊对待他的投奔和他串门时留饭的态度就知道了，他一生庸常，先在扬州一家银行、后在浦东乡下教书，勉强有份工作糊口度日，终身未娶，1997年去世。
对于后母孙用蕃，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私语》和自述小说《雷峰塔》中把她刻画得很刻薄。我想，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个天才文艺少女来说，谁当她的后母都不容易。孙用蕃因为也是姨太太所生，同辈争宠而养成了精明强势的个性，嫁到张家时，张爱玲才14岁，正值青春叛逆期，又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与自尊，两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加上孙用蕃也吸鸦片（张志沂婚前并不知晓），更是“罪加一等”。事实上孙用蕃在张志沂去世后还尽量顾吝着张子静，这两个人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人世风雨后，反而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相依为命，相比之下张爱玲对父母和弟弟则要冷血得多。张爱玲的两段婚姻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样的“闪婚”，一样的男女年龄悬殊，两个男人也是一样的多才多情。这是张爱玲的宿命、是必然，因为她渴望被爱和安稳、渴望执手知音。她所想要的一直很简单，就是一份稳定的幸福。有人把她归结为一种“恋父情结”，我觉得是不对的，张爱玲并不“仇母恋父”，她只是从小就缺少父爱、缺少温情，两段婚姻都是她这种欠缺的投射而已。张爱玲1944年2月初认识胡兰成，大约8月就结了婚，只有一纸两人合写的婚书，胡写的便是那句著名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多么动人的情话呀，两个才高八斗的人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语言，但张爱玲不知道的是，他们两个人，一个动的是自以为得遇良人、泥足深陷的心，一个动的却是拈花惹草的心（虽然也有才华的仰慕）；一个单纯干净，一个风流博爱——这感情本身就不是一个量级的。胡兰成不久便露出了他滥情的本来面目，连张爱玲的朋友（苏青）都招惹，在汉奸的流亡路上也不忘像“收割机”一般不断的收获女人。而在上海的张爱玲受他带累，作为“汉奸妻子”饱受舆论指责，写东西没地方发表。这也是张爱玲1943年-1945年红得发紫、抗战胜利后突然鲜有作品公开发表的缘故。胡兰成的随处留情终于让张爱玲不再委屈求全、不再“低到了尘埃里”，1947年6月，她写信与他作了最后的感情交割。我想她对胡的感情是最复杂的，否则不会在1970年代专门写了《小团圆》来“重组表述”这段婚史；1981年9月16日，已经61岁的张爱玲在写给宋淇的信里说：“《大成》（香港的一种文史杂志）与平鑫涛两封信都在我生日那天同时寄到，同时得到七千美元和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这怨、这恨，可见一斑。
很多人对张爱玲的第二段婚姻很不理解，有的“张迷”对赖雅甚至是排斥、诋毁的。年轻时的赖雅作为著名的剧作家，是才子、也是浪子，过了花甲之年的赖雅各方面都在走下坡路，文学无建树、经济窘迫并数度中风，还比张爱玲大29岁，可谓又贫又病又老，完全配不上风华正茂的张大才女。他们于1956年3月在美国相识，5月恋爱，8月赖雅收到张爱玲告知怀孕的信，随即向张求婚，所以说两人不仅是“闪婚”，而且是“奉子成婚”。这段婚姻也许是两个天涯沦落人的相互取暖，但我认为更多的是由于赖雅思想及处世的成熟以及两人才华的相互吸引。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说，自己从未见过一个人像赖雅一样痴爱着张爱玲；赖雅的女儿霏诗也说，虽然她和张爱玲的关系不好，也不得不承认，赖雅对张爱玲是痴爱（见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从已经翻译流传出来的赖雅日记来看，婚后的赖雅竭尽全力地呵护着张爱玲，如父、如兄的关爱使她心上的创伤一点点得到修复。然而这幸福太短暂，赖雅的中风和瘫痪让拮据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他们生活得很艰难。但不得不说，这大概算是张爱玲唯一一段“现世安稳”的感情。有网友攻击赖雅提出结婚的条件是让张爱玲坠胎、导致她终老无子可依，这种说法并无实据可考。《小团圆》是张的自传体小说，其中九莉的同样经历也许从侧面告知了我们，这个孩子没有留下来有可能是张爱玲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生个小盛也好，”起初汝狄（指赖雅）说，也有点迟疑。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即便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小说结局处还有一句：“她从来不想要孩子，也许一部份原因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民国女子》中也说“她不喜小孩，小狗小猫她都不近。”至于网上流传的张爱玲感叹她和赖雅“我们这么好”，也是没有依据的，只有《小团圆》里的汝狄说过:“我们这么好也真是怪事。”接着是一句九莉的心理描写:“她也不相见恨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她，更不会长久。”可见这段婚姻在张爱玲心目中也没有网上美化得那么美好。“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一个二十岁出头就红透半边天的少女，一个作品跨越七十多年仍然历久弥新的作家，可以想象张爱玲是何等的惊才绝艳！《传奇》在1944年8月15日出版，9月25日就再版了；而从《说胡萝卜》、《雨伞下》、《秘密》、《吉利》等极短的散文（有的不足百字）来看，张爱玲随便一个小话题，都会有报刊抢着发稿。——可见她当时受追捧的程度。
了解张爱玲，是绕不开胡兰成的。我虽不是“张迷”，但无论从国家民族大义还是个人道德品行来说，我对于他都是深恶痛绝的。可是不能否认，撇开胡兰成的滥情风流，他不愧为张爱玲的知音，是极懂她的。单看《民国女子》和《评张爱玲》两篇，她的才、她的孤、她的傲、她的特立独行，只几句话便抓住了“神”:
“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甚么心事”；
“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如同数学”；
“爱玲的聪明真像水晶心肝玻璃人儿”；
“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甚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
“调皮得叫人把她无奈”；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
……
张爱玲中国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又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把现代西洋文学读得最多”（《民国女子》），所以她的写作手法和风格可以说是中西兼备。
她是无可争议的语言的高手。文字在她的笔尖下随心所欲地舞蹈，在她独特的思维方式的指挥下组合成生动的意象，表达出别具一格的观点。她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功力特别强，嬉笑怒骂、琐小细碎，都能信手拈来入文，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三言两语稍加勾勒，人物的衣着神情、言谈举止一寸一寸都是活的。她的譬喻总是很新奇，尤其擅用通感联觉的手法: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更衣记》）
“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但是长城在现代没有用了。”“立刻像是有条河隔在他们中间汤汤流着。”（《小团圆》）
“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的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沉香屑.第一炉香》）
“那口渴的太阳汩汩地吸着海水，漱着，吐着，哗哗地响。人身上的水份全给它喝干了，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倾城之恋》）——这样的句子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对于身边的世界，张爱玲是一个超级敏锐的感知器和接收体，她洞悉人性幽微阴暗的一面，眼睛似乎能探究到人的内心。因而她的小说虽然都是爱情的主题，却都蒙着一层无端的悲凉，女主角的命运（葛薇龙、愫细、曹七巧、川嫦、许小寒、顾曼桢、王佳芝……）几乎都是悲剧性的。读她的文字，常让我想起歌手毛不易《烽火成书》里的一句歌词——“花，静开生死场”，有一种不动声色的秾艳和冷酷。也有人说《倾城之恋》是个例外，其实不然。白流苏的爱情并非一幕喜剧:“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一场战争对城市和生命的毁灭撕下了他们所有的伪装，一对素朴的男女在现实面前彼此妥协、交付真心。流苏的婚姻并不是缘于纯粹的相爱，所以她“还是有点怅惘”，小说看似圆满的收场折射的还是真正的悲凉。我觉得张爱玲其实是热爱生活的。“她爱看小报”（《民国女子》），《公寓生活记趣》中也有一句“我喜欢听市声”。我们从《谈跳舞》、《谈女人》、《诗与胡说》、《谈音乐》、《谈画》、《忘不了的画》、《中国人的宗教》、《更衣记》、《炎樱衣谱》等若干散文中可以窥见她对这个世界的爱恋，一个真正冷漠无情的人不会这么懂得生活。由于不信任感、不安全感，她把这种热切深藏在文字里。张爱玲早期的小说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了一个衔接点，写法又比较接近传统，读者最喜爱的也是这一批作品，她自己后来的评价却都不高。而她后期的几部自传体小说，写作手法上是现代主义的，叙述上有大量的留白、有隐晦的细节，需要阅读者自己去发现、印证，否则就会有“写得莫名其妙”之感，普通读者反而会觉得不容易理解。常有文学研究者把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最早是傅雷先生，他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胡兰成也说“鲁迅之后有她”，夏志清更是有点“贬鲁而扬张”。我认为把这两个人划上等号是不妥的。鲁迅和张爱玲的作品都是批判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看似都是一贯以讽刺的笔调挖掘人性的阴暗面和劣根性，但鲁迅揭露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国民病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着忧国忧民的愤世嫉俗；而张爱玲的讽刺却是个人主义的，她对于时代和政治都是疏远的态度，她不写政治，主题一向是恋爱和婚姻。我很赞同刘川鄂《启蒙文学的旗帜与唯美文学的标高——鲁迅、张爱玲比较论》的观点:“现代中国作家谁也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犀利、不留情面地拷问过民族性，谁也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深刻犀利、悲天悯人地拷问过都市男女的情爱世界。”“鲁迅偏重于从整个社会文化和国民精神的改造来表现人生，张爱玲则是以关注个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的潜在视角来切入生活的。”张爱玲的文学观察视点让我想起另一位歌手郝云的歌《活着》:“每天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他们拿着苹果手机，他们穿着耐克阿迪……”——那是一种抽身事外的、居高临下的审视。她的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首段有一句“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这其实正是她本人的文学视点，始终与这个世界谨慎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警惕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曾经傅雷评价张爱玲的文章“收得住，泼得出”，的确，她的小说和散文，无论短长，总能在结尾处只消轻轻一句话便收住了，而且收得完美、精彩。然而，她自己的人生结局呢？上天对她何其厚待，给了她惊世的才华；上天对她又何其薄情，一世颠沛流离，想要一份安稳而不得。她的经济刚刚稳定，赖雅就去世了，其后的几十年她孤身一人于世间辗转，饱受身体和精神病痛（皮肤病和眼睛的“虫患”）的折磨，病逝于一家公寓的行军床上，骨灰在她75岁生日那天撒入太平洋。回望张爱玲的人生，命运就是这样吊诡:给第一本小说集命名《传奇》，她的红尘人世本身就是传奇；编过不少剧本，她自己的一辈子却“比任何虚构的小说都富有深沉的戏剧性”（林青霞语）；她文学生涯的处女作《天才梦》，好像在十九岁时就预示了她的一生：“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她终究没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
主编：淇兰 编辑：杨淼作者简介：万正钰， 固始县人。教书育人十六载，公选从政若干春。闲暇时常读闲书、听音乐、练瑜伽、弄花草，偶尔在微信上写点儿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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