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不知名的甜宠题材作家、编剧，到众人皆知的“凡尔赛文学”大师，几天时间，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蒙淇淇”便因其微博日常炫耀丈夫“卜先森”对其无微不至的照料及挥金如土的富贵而登上了风口浪尖。
蒙淇淇微博
澎湃新闻所发布的文章《从“凡尔赛”到“富贵花”：蒙淇淇微博甜宠文背后的阶层想象》中，作者戴桃疆写道：“有社会学研究表明，中国在婚女性的阶层认同很大程度由丈夫的社会地位决定，对阶层认同的偏差分析也能得出相同结论。蒙淇淇的富贵花叙事中，‘卜先森’这一角色构成了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同时也构成了她自我阶层认同的依赖，‘甜宠’的‘甜’也正是建立在上位者对于处于下位的蒙淇淇的无微不至的宠爱，尽管这种宠爱似乎只能弥补莫须有的财富留给现实生活的不安与空虚。”
用丈夫的阶级身份来证明自我的社会价值，真的可以换来内心的充实与满足吗？这不禁让活字君联想到点燃了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美国著名女权运动家贝蒂·弗里丹所著的纪实作品《女性的奥秘》，这本书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笼罩在“幸福家庭主妇”假象下的美国妇女的无名痛苦，号召广大妇女勇敢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积极争取平等的妇女权利。而活字文化策划的日本纪实系列之《妻子们的思秋期》也聚焦于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社会出现的同样的问题：高度中产化的社会中，衣食无忧、相夫教子的主妇们并非无忧无虑、而是迷茫空虚、精神荒芜。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活字文化·日刻策划出品的音频课程《用性别之尺丈量世界——18堂思想课解读女性问题》中，同济大学张念教授对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回溯，共同回顾这些主妇们是如何走出家庭、建立起个人认同的。而女性的价值，从不建立在等待一个“甜宠霸总”之上。
大家好，我叫张念，来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今天来讲讲女人和现代的关系。我想从两个出走的故事说起，一个是在西方女人出走的故事，第二个是中国女人出走的故事。出走，是指从哪里走向哪里呢？
张念，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哲学与文化批评。出版专著《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女人的理想国》等。
上一节讲身份政治的时候，说它是一种个体性的激进表达。个体意识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是人类这一宇宙生物作为类存在所独有的，个体性绽放，形成新的联合，在联合体之中，也要明确个体性。集体和个体不是对立，是相互涵养的。
女性权利问题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问题。说现代是因为前面我们第一讲的时候提到，它是受启蒙逻辑所激发出来的。那时有woman right、女人权利的争取，或者是第一波女权运动。那么这时候我们讲女性权利，它是以什么为核准的呢？
我们讲到启蒙逻辑，讲到权力话语，它是一种理性话语。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现代女人之现代，或者是女人的现代化，包括什么元素，这些元素由什么赋予的。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现代划分，使得女人问题出现了一个断裂和融合的过程。我们先从西方女人的出走故事说起。
《法国民法典》第213条：妻子必须服从自己的丈夫
启蒙是以人的名义摆脱人的未成年状态，可以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是康德在《何谓启蒙》这篇文章里提到的非常著名的观点。分析厌女症的起源时我们说到在理性主义传统当中，男性哲学家认定的女人是不够理智的，亚里士多德说女人的理智是缺失的；魏宁格说，在理智层面来考察的话，在生活世界当中不存在理智的女人，他认为女人解放的道路是女人要变得有理智，才可以实现自由或者是实现自己的解放。
那么什么才叫公开地运用理智？实际上这包含着三个意思。
三个意思是说人运用理智为认知对象立法，人运用理智为自己的行动立法，人运用理智为审美立法。这是康德说的人的三种立法的能力。人为自己立法时，理智就是最高的审判法庭。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理论论证和经验印象当中的差异，对于经验中的女人，在政治上这种抽象的人权层面，女人的投票权问题，或者是经济独立的问题，它不是在回应理智不理智的问题，它回应的是女人具体法权利的缺失。
看似光鲜的人权宣言本质上是男性的人权宣言
我们略微展开一下，具体权利的缺失体现在哪些方面。人权提出来了之后，女人是没有投票权的。在讲工作权的时候，女人在经济处于一个受监护的位置，在民法上她们有继承权，但是她们没有管理、支配财产的能力，需要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做监护人，最多是一个财产的中转站。针对这样一个具体的权利缺失问题，出现了以人为本争取法权利平等的思潮，我们称其为平等政治。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必须再次强调。
从政治现象的层面来看，理智是一种基于科学话语和数理语言的心智算法，但是今天我们有智能机器，机器比人更理智。那么人比机器多出来的部分是什么呢？理智并非行动的基本理由，心灵的直觉、直观和细察就能做出很好的判断。在女人这里，是否一定要具备理智才算得上是一个合法公民呢？情况并非如此，政治现象关心行动本身，而行动的目标意义和价值，是逻辑回望时，予以的补充性阐释。
那么我们就来具体谈一谈西方女人出走的故事，以及由此带来的现代性变革。
1944年法国女性要求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实际的行为层面上，西方女人大规模的出走，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大战时男人们都到战场上了，后方的军事供给和物质生产的任务依然需要劳动力，女人作为替补劳动力成为工厂里新的劳动者，她们也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生产性的公共领域。其实当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的时候，公共领域的政治意味就缩减了，变成了生产和交换行为的领域。
这时候的出走，好像也没有我们说的理念层面的人权意识。她们不是因为我有某种观念上的支撑，所以我要从家庭领域走向社会领域。我们把战争暂且称为一种偶然性的因素，在西方女人大规模出走的故事里面，是这样一个偶然性的因素，使得女人们从家庭的私人领域走向了社会生产。注意，这还不是政治空间，是社会生产空间，我们称之为公共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前往欧洲战区的美国陆军女护士
战争结束了，男人们又回到了生活世界。从战争状态那种非正常的生活逻辑，走向了日常生活逻辑。我们发现，女人没有自动退出社会生产领域，她们没有把工作岗位交还给男人。从社会学层面看，这是不是就造成了一种就业问题上的冲突？之于女人们的直接考验就是，是不是要退回到家庭领域中，是否有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她们面前缓缓展开？
女人们发现，战争之前基于婚姻家庭的隔离状态，女人间没有沟通和交流的可能。到了公共生产领域，她们却可以作为工作伙伴共同交流，有一种女人间的，作为伙伴的协作和交流。她们很享受很认同这种共同协作的状态。不是工作带来的快乐，是在人群聚集当中，人与人可以交流的快乐。
聚焦于上世纪50、60年代发生在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的美剧《美国夫人》中的台词
二战结束之后，迎来了西方的一个婴儿潮，再之后，就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出走的女人，或解放了女人，还成为了消费主力军。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女人从私人领域走入公共领域，是一个像是从内部到外部的翻转。在这个极具变化的时刻，跨出家门，为女人带来了一些十分紧迫的新问题：要不要生育？性愉悦和生殖问题可以区分开来吗？要不要放下家庭主妇的传统责任？母职是不是有关幸福的唯一指标？在这个出走的过程中，第二次女权运动就生发出来了。你看，全是婆婆妈妈、很不理智的问题是不是，但正是男人眼中婆婆妈妈的琐碎事物撑起全部传统社会的秩序结构。
引发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著作《女性的奥秘》。本书聚焦于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精神空虚荒芜的“无名隐痛”，从而揭开了“幸福的主妇”的虚伪假面，将女性需要走向社会、自我实现的迫切需要呈现在公众面前。“今天的一名妇女要是没有目标、没有目的、没有抱负来使自己的生活朝未来发展,使她能延续并超越自己的身体所能满足的生物功能的短促的几十年,那么,她就是在进行一种自杀。因为生育年龄之后的半个世纪的未来生活,是一个美国妇女所不可否认的事实。她也不可否认,这个世界其实正从她的家门口匆匆而过,而她自己只是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坐在那里张望着。假如她在那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位置,那么,她所感到的恐惧就确实是真切的。”
这一波女权运动有个重要的口号就是：私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个表述我的观察是来自汉娜·阿伦特，她是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同时也是一名犹太人。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的私人身份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是指纳粹大屠杀。出走后的女人进一步地发现，原来要不要结婚生子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层面的问题；婴幼儿的养育问题是否应该社会化和公共化亦是如此。当时的美国总统胡弗就火冒三丈地回答：我们的女人决不能变得像邪恶的共产社会那样。他是指前苏联幼儿教育的公共化政策，通俗说，幼儿园是免费的。这么一来生育全然不是一个私人问题，原来它是一个社会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女人们的出走，人们开始了对性别权力关系的揭示和批判。其实这个场景我们可以很具体地自己代入想象一下。以前生活在家庭空间里的彼此隔绝的女人，有这样和那样的烦恼和麻烦、焦虑和恐惧。在私人领域里面，它是没有言说空间的，更没有基于女性经验的言说方式。当她们进入社会生产领域之后，可以设想这些在车间里面工作的女人，她们彼此在交流什么？
《美国夫人》中，呈现了上流社会的主妇们聚在一起围读《女性的奥秘》的场景。她们肯定不会交流像那些启蒙思想家谈的理念和人权，她们也不会像政治家一样谈论二战，她们不是丘吉尔。我们可以发现女人聚在一起，交流的更多的是她们的私人生活经验。到了60年代的女权运动，女人们就非常驾轻就熟地形成了一种团体互助的方式。这种团体互助的方式是基于女人之间的闲聊，包括倾听和倾诉的技艺。
女人之间彼此的倾听和倾诉，不同于政治团体或者党派成员之间的这么一种沟通。仅仅是因为她们以前作为家庭主妇的所有生活经验，例如夫妻生活、家务和育儿，需要一种宣泄，需要倾听者。这些女人彼此之间就既是倾诉者，又是倾听者。所以在60年代的女权运动当中，女人们发现了一个词叫sisterhood。我们汉语翻译过来叫“姐妹情谊”。
这种姐妹情谊非常有意思，这种倾听和倾诉的方式，是女人在聚集的过程当中，自发地形成的一种去等级化、去中心化的新的组织形式，或者叫新的的团体活动的方式。很多问题经由sisterhood或者说姐妹情谊的发酵，走向了对性暴力、生育权、性权利这些问题的严肃讨论，成为一种公共性、社会性的问题，在此之前它们完全是私人的问题，是不正当的没有合法性的私人痛苦。在女权团体中，私人痛苦找到了自己的言说方式和倾听者。到今天我们回顾一下女权运动，发现这种基于情感共振的共同体，具有非常强的爆发力和忠诚性，并且和外在的暴力行为完全无关。全世界女权主义者心息相通。
讲述20世纪50 年代末，决心打破男性主导的国际象棋界建立的传统界限的传奇女棋手故事的美剧《后翼弃兵》台词。
例如对于性暴力的反抗、夺回生育权或对性愉悦的享受这样的权利，它不是法律上的权利，而是对生活世界的感悟以及自身理解的正当化。赋权这个词还不够准确，是助力，赋予力量感。尤其去中心化、平等参与、发明言说方式、关切私人痛苦、尊重差异性经验，这就使得60年代勃发起来的这么一种女权运动，和历史上所有政治运动中的组织逻辑或组织原则完全不同。尤其面对我们今天所处的重重危机，女权运动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可以给其他类型的社会运动提供非常好的参考。
像我们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从西方发起的反性侵运动，我们的社会公共理性很容易把它纳入一个法理程序，把它看成一种法制层面的东西。
但法的理念是中性的，正因为中性它才具有正当性和权威性。我们发现整个反性侵运动的重点，是女人的诉说，这种诉说让我们回到了二战之后女人聚在一起产生的sisterhood。针对这种诉说，我们应该用怎样的耳朵来聆听？如果我们用法理的程序、用正义的耳朵来聆听的话，我们听不出任何东西；如果我们用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发展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这么一种组织智慧，我们先不说它是一种知识智慧，而是一种新的组织智慧来聆听的话，这种诉说里面就充满了很多新鲜的东西。
美剧《我的天才女友》台词
在感觉层面、很多性暴力层面的东西，就是女人对这种亲密关系和性关系的身体层面的体验，并非知识理性想当然和逻辑预设性的东西，可能会生发出新的思维方式，强调伴随着时间之流的生命感和身体感觉，和静态思维完全不同。比如女性主义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母亲快乐吗？为什么有种东西叫妈妈的温度感，妈妈说你冷你就冷，一个妈妈为什么那么在意受寒问题，总担心孩子衣服穿少了？除了文化样态，还可以从心理层面理解的，处在母亲位置上的这个女人，究竟想要什么？
韩剧《请回答1988》台词反性侵运动看起来是控诉和揭发，实际上我们用女性主义的耳朵来请来聆听的话，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粗线条的性权利的主张、不是一个承认和不承认的问题，而是说在这种亲密关系里面，女人要听从她自己感觉的声音，有种难以启齿的私人痛苦，因女人们在社会性别制度中的彼此隔绝，而无法集体发声，但沉默终于爆发了。这是理性非常厌恶和排斥的东西。这种感觉状态用理性的话说，是不可控的变量，我想这个东西在艺术层面是非常普通的。我们现在还找不到一种公共的语言来表达它，很多的女人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恐惧和愤怒，我们一下就用运动这个词，实际上不是。而是无数的诸个的女人，她基于感觉秩序发出的呐喊。
bbc纪录片《日本之耻》台词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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