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翻译是带着镣铐跳舞
读了一些冯唐翻译的《飞鸟集》的诗句,最大的感觉就是在原诗上做了再创作,而他自己对于“《飞鸟集》被下架”最不满的事情也能也在于此。“你追求的实际上是魂的一致,魂的尽量接近。”在解释自己翻译的《飞鸟集》为何有些“离经叛道”的时候,冯唐如是说。
采访中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个人风格凌驾于泰戈尔之上是否违背翻译伦理?”他的回答是:让作家来翻译就一定会这样。“创作无非是把你心中的一些东西用自己的三观,用自己的语言逻辑体系再掏出来放在文字上,其实翻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无非那边是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种文字写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你心里理解的某种东西,可是说到底最后也是需要你心里理解,你要理解人家用人家的语言,在人家那个时代,在人家那个文化背景下想说什么意思。哪有能一一对上的?那是翻译机。”
既然在采访最初他就声明“第一,我对泰戈尔是很尊重的;第二,我的翻译过程是非常严谨认真的,并不是为了名为了钱为了亵渎而亵渎。”那么我们也就先相信他在翻译时确实经过了考量,且并非为了哗众取宠或者出名。那么读了这段话,我大概明白了《飞鸟集》的翻译工作失败的原因:作者没有理解到“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区别。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作者非常不接受的一点就是,他在理解了泰戈尔诗句的“灵魂”和本质后,用自己的语言体系将它再写出来,然而“这种创作自由你都不给”。但是须知,翻译工作本来就不应该把由着性子的创作自由放在第一位。我自己的能力远达不到翻译作品,只好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谈,“翻译是带着镣铐跳舞”这句话是翻译工作被诗化的标准,也是对原作者和读者最大的尊重。
很多作品的翻译本并不是读者追求的终点,我周围的很多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品,都会去找原版来阅读,甚至为了读原版书去学习一门语言,为什么?在做事件分析,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我们都希望掌握一手资料,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都想要更加接近原作者或者事情的原本,从文学的角度能够更直接的和作者对话,理解其中的创作深意;从科学的角度能够在更真实的条件下做出自己的判断。翻译本,是读者在还没有条件阅读原著的情况下找到的折衷办法。读者想要的,是尽可能透过译文,尽量还原和接近原著。读者是要透过你的文字理解原著的,做翻译工作的首先要先有这种自知和警觉。
写作和阅读过程中确实需要一个“再创作”的过程,但这是读者的工作,不是译者的。只有译者在形和魂两方面都尽可能的忠于原著,读者的再创作才能最大程度上基于原著。翻译诗的过程中,比翻译文章更需要忠于原著。正因为诗更抽象,更难以理解,更给人丰富的联想和解读,所以译者就更要小心谨慎地避免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融入翻译,从而影响读者对诗的理解。在翻译中过多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无形中就使读者只能在译者的理解上进行解读,缩小甚至扭曲了读者可以理解和联想的空间,实际上是剥夺了读者和原作者沟通的权利。如果只想这么自我的去翻译,麻烦冯唐先生出一本《冯唐读飞鸟集有感》,不要把它摆在“翻译”的书架上。
做翻译工作最难的一点,莫过于理解原作者一丝一毫的心意,才能更好的忠于原著。我们之所以不用翻译机,除了它根本翻译不出通顺的语句外,更在于机器无法理解作者在文字中蕴含的感情和神韵。但读者需要的,是译者在充分理解原作以后,用更精确,更贴近原作的词句,甚至模仿作者的语言风格去翻译。“当泰戈尔在写下那些英文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而且你知道之前误翻了多少?泰戈尔50多岁写的这个诗集,根本就不是适合儿童阅读的东西,原来翻译成儿童读物还好意思说我篡改?让一个作家来翻译,一定会有他自己的风格,好作家一定有自己的语言风格的。”怀着这样的态度,认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原作者的想法,就可以抛弃对原作者的揣度和理解,夸大翻译者的自我,这样翻译出的《飞鸟集》能够成为优秀的翻译作品?
做翻译需要很高的语言造诣,帮助他理解原作的含义、深意、情感、背景、语言风格,尽量的还原原著。“我一直没培养出从翻译作品中学习汉语的习惯,我学习汉语的材料是《诗经》、《史记》、《资治通鉴》、历朝笔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调。”“每个人都有翻译的自由,什么叫胡来?我觉得这是底线问题。我基本英文是懂的,我汉语也出过很多书,且不说我汉语有多天才,不说英语有多好,但是很有可能比你们好得多,我选择这样翻译一定有我自己的考虑。”只懂基本的英语就敢说自己的翻译比很多人好得多,因为读过很多中国古典名著,汉语出过很多书就有种特别的优越感。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短期内还会不会进行诗歌翻译?他回答道:“你要好好地揣度别人。我喜欢的好多作家他本身文字里带着的那种节奏往往是这个作家自己的节奏。所以诗歌翻译,我短期不会做了,太难。”到了最后也没能明白翻译为什么不能带有太多“自己的节奏”,也没能顺利理解翻译者不是作家的道理的冯唐先生,多少还是有点觉悟揣摩原作者很难。而在短期内不会再翻译的许诺也让我小小松了一口气。
还是继续创作原创作品吧冯唐先生,顺便带上你莫名奇妙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