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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灵堂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针对几乎众口一词颂扬孙中山的文字，钱玄同认为系因孙中山去世前与段祺瑞有来往的缘故，不禁撰文《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文中，他枚举十多年来孙中山被取、用的名字和外号，证明其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实际是突然起变化的：
您看十三年前称孙先生为“孙汶”的，十年前散布《孙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称他为“民贼孙文”的，半年前还是称他为“孙大炮”的，“近数月来”，都亲亲热热地叫起“中山先生”来了，甚而至于叫起“元勋”“伟人”这一类的字样来了!最奇妙者，竟有一位姓“清”名“室”的人，居然也送花圈到社稷坛去，居然对于十三年前他想拿来处以极刑的“孙汶”称起“孙中山先生”来!!!
其中，“孙汶”、“孙大炮”、“孙中山”都是孙中山曾被取、用的名字和外号。中山大学的李吉奎先生写有《孙中山，一个被取、用的名字》（收入氏著《孙中山研究丛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文，指出孙中山是一个被取、用的名字，首创者为章士钊。1903年，他“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结果这个名字流传开来，被广泛使用，孙中山的本名孙文反而隐没不彰了。尽管孙中山本人不喜欢这个名字，也从不自署，但只能默认了。此文从不疑处有疑，发人之所未发，剥茧抽丝，披沙拣金，将孙中山名字背后的故事演绎得生动精彩。其实不仅“孙中山”，“孙汶”、“孙大炮”的被取、用也有一番来历。
孙中山，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年稍长取名文。他自称从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那年起，就有志于革命，决心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但实际至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才被清政府列入黑名单，成为通缉的对象。清代官方文书习惯将叛乱分子视作汪洋大盗，要在他们的名字上加三点水以泄愤，张文祥的名字被写成“张汶祥”，自然孙文的名字也变成“孙汶”。孙中山回忆这段往事时，像讲别人故事一样，说清政府曾“悬重赏购求那个臭名昭著的‘孙汶’的首级”。然而，奇怪的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报纸《民立报》在提到孙中山本名时也经常用“孙汶”，如1911年10月25日，引外电说“香港本有不许孙汶登陆一例”；11月16日报道，香港光复后，有人扛着两巨幅肖像游行庆祝，“其一为孙汶肖像，其一为黎元洪肖像”；同日译录《南清早报》刊载的孙中山通告各国书稿一通，取标题为《孙汶通告各国书》。两天后，又报道说：“匈牙利爱国记者噶苏士之子狄奥西在某杂志极力赞成中国共和，并深赞孙汶之为人。”更奇怪的是，欧洲的媒体于武昌起义爆发五天后即报道说：“此间舆论已大张一种主义，谓将来中国必立共和政体之新政府，其总统大约孙逸仙充之。”但《民立报》转载这条新闻时，并不以为然，特加按语说：“此系欧洲人猜测之辞，因于我国政党多未知其内容，但以习闻之人为革命党魁也。”同样，对路透社电：“湖北革命其目的欲设立共和政府，将举孙逸仙为总统，举其弟孙□为谘议局议长”，《民立报》也加按语说：“亦系西人猜测之词。”
《三十三年之梦》中译本
孙中山至迟在1903年已是举世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那年章士钊将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之梦》节译成《孙逸仙》一书出版，在自序中称“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该书刊行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影响很大，以至被清政府列为禁书。武昌起义后不久，武昌军政府主办的《中华民国公报》曾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文”名义发布公告，号召独立各地同心戮力，率众前驱，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就此而言，《民立报》的革命报人应该清楚孙中山的真实名字及其革命地位，但为什么对其名字会沿用清朝官方的写法，还称他只是中国政党中的“习闻之人”呢？
这不得不从同盟会的成立说起。一般认为同盟会是孙中山领导创建的革命政党，有组织，有纲领，有目标，但实际并非如此，它只是当时在日各革命同志的联合会。冯自由说第一次开筹备会，兴中会有孙中山、梁慕光加上他自己三人莅会，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参加，其他各省同志由他通知到会的有马君武、何天炯、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刘道一、曹亚伯、蒋尊簋、但焘等人，由程家柽、黄兴通知的有张继、田桐、董修武等人，由宫崎寅藏通知的有内田良平、末永节等人，而胡毅生又带来了汪精卫、朱执信、古应芬、李文范、张树枏、金卓等人。其中，孙中山认识的除兴中会同仁外，只有程家柽、马君武、张继、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人，其他都是新同志。可见，参加同盟会的人比较复杂，很多人跟孙中山并不相识，对他的革命主张也未必了解，如何能够同心同德，凝聚共识呢？所以，孙中山只说同盟会是革命党，没有视之为政党。事实上，同盟会筹备之前，在日本的革命同志就有设立统一组织以推动革命发展的想法，但被程家柽极力阻止，他说：革命是秘密之事，我们做实事即可，无须显名露脸。孙文的革命之名中外皆知，不久他要来日本，何不等他来，以他的名义设会，而我们可以秘密回国，相机起义，如此事必有成。于是，大家接受其建议。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组建新革命团体的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在如何加入这个团体问题上，不同的人和派别各有不同的想法。以华兴会为例，陈天华主张华兴会与孙中山派联合；黄兴的意见是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保持独立；刘揆一则反对加入；宋教仁打圆场说，既然有争议，何不如先研究加入、不加入的利弊怎样，但大家各持所说，莫衷一是，遂以“个人自由决定”而罢。30日，同盟会开筹备会。到者七十多人，先由孙中山演说革命理由及革命形势和方法，接着黄兴宣布今天开会就是要成立革命组织，请各人签名。孙中山再宣布这个组织的宗旨，让大家亲写誓言，并传授以后相见时的握手暗号等，最后推举黄兴等八人起草章程。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三百人左右。黄兴宣读章程时，“会员有不然者，间有所增减”。此外，还有人突然站起来诘问孙中山：“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告我。”会场顿时一片死寂，孙中山、黄兴不知所措，无言以对。就在此时，程家柽越席而言：“革命者，国人之公事也，孙先生何能为君主民主？惟在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孙先生以帝王民主也。”程家柽的临场机智应变，化解了当时的尴尬局面，确保大会顺利进行，使同盟会得以正式成立。
同盟会成员合影
但整个成立过程的一波三折，也预示着同盟会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果然，成立之后，同盟会内部纷争不断，时起冲突，而且每次都与孙中山有关，这些冲突导致同盟会组织涣散，内部事务无人过问，逐渐名存实亡，走向分裂。1910年6月，孙中山前往日本，宋教仁与他商量整顿同盟会事宜，孙中山却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于是宋教仁等一怒之下，于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参加者亦以《民立报》关系人物为特盛”，宋教仁本身也是《民立报》主笔之一，该报遂成中部同盟会的机关报。在中部同盟会的促成和推动下，武昌起义很快爆发。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就有如前所述外电以孙中山为新政府总统的猜测，但中部同盟会主要领导人谭人凤、宋教仁等都“大不慊于中山”，认为他“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不希望他来当领袖，所以借助《民立报》对相关报道进行辟谣，并且有意无意仍用“孙汶”名字来强调他曾经的海贼身份。
此外，宋教仁等还寻找各种机会力推黄兴为辛亥革命的最高领导人。11月2日，在汉口战事紧急之际，宋教仁、居正等召开秘密会议，拟公推黄兴为湖北湖南大都督，位在黎元洪之上，结果引起争论，反对者认为大敌当前，不应让人产生争权夺利之感，宋教仁觉得有理，便说：“此事不过征求大众意见，原无成见，盖因黄廑午实行革命多年，声望甚好，诸同志拟推其为首领，藉以号召以达迅速成功之目的，并无他意。我们初来湖北，对于湖北军队情形不熟，既有利害冲突，即作罢论可也。”12月2日，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赴武昌组织临时政府后，南京光复，而武昌却因汉阳失守，随时有陷落可能，形势十分危急。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即借机联合留沪各省代表开会，议决：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投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随即通电各地军政府。次日，上海各界举行欢迎黄兴大会。黄兴一到，全场“欢呼声如雷动”。但他以才力不胜，予以推辞，表示只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以还我大汉河山而后已”。经与会各省代表反复劝说，黄兴“乃允暂时勉任”，大家激动地站起来，三呼“大元帅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然而，上海方面此举引起武昌各省代表的不满，黎元洪甚至通电各省都督，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实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可当武昌各省代表和留沪各省代表齐集南京后，又开会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并责成大元帅暂行临时大总统职权。黄兴本来就不愿担任大元帅，现在又有黎元洪的反对，乃力辞大元帅职，结果各省代表又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议决“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还“备公函请黄克强君即速来宁，组织临时政府”。至此，黎元洪方无异议，愿意接受。
12月22日，江浙联军代表李燮和等专程到上海，迎接黄兴到南京组织临时政府。这次黄兴有意走马上任，他对代表们说：眼下财政困难，人才缺乏，正在想办法解决，三五天后，有了头绪，即行前往。事实证明，他所言不虚，除了派何天炯赴日借募巨款外，他还请张謇出面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供组织临时政府之用。保证书云：“兹因黄君克强为中华民国组织临时政府之费用，向贵行借用上海通行银元三十万元。约定自交款日起一个月归还，并无抵押物。如还期不如约，惟保证人是问。除息率及汇水，由黄君另订条件外，特具此书。三井洋行鉴存。张謇。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一月。”可在预定赴南京的前一天晚上，因获悉孙中山回国，黄兴临时改变主意，决定不去组织临时政府，请各省代表马上选举临时大总统。李书城后来回忆前后经过甚详：
黄先生本拟早日起程赴南京就职，并已商请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到南京后军政费的开支。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们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退让。”我听了黄先生这一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深为佩服。
应该说黄兴此举一方面与他识大体、顾全局、能谦让、有气度的品格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时势使然。因为孙中山革命的名声举世皆知，尽管他没有直接领导武昌起义，但很多人认为他是“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鉴于此，《民立报》也改变立场，迅速跟进，大力宣传孙中山，为其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造势。在这种情况下，黄兴选择主动退出是非常理性和明智的，他赢得了好感，收获了尊重。
而孙中山恰恰相反，虽然如愿当选临时大总统，却名不副实，声誉受损。后来多次回忆这段经历，他总是耿耿于怀，心绪难平。其一云：“弟从海外归来，他人皆有兵有权，惟以民心所向，举我为总统，而各种组织俱不能如意，各种政策不能实行。”又一云：“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再一云：“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实施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此种计划，为同志所格而不行”，“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那么孙中山祥林嫂般的唠叨是否属实、有无旁证呢？从其身边人的回忆来看，确实如此，真有其事。《胡汉民自传》言：“先生以余为总统府秘书长，各部之组织，则采纳克强意见。……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张继在《回忆录》中也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一般趋炎附势概称克强为克老。”
临时政府成员合影
孙中山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任期如此不堪回首，自然是极为憋屈，但更郁闷的是为了当上这个木偶总统，他遭受了不少讥笑和非议。武昌起义爆发时，他身在美国，从报上获悉消息后，他的判断是“斯举当有成矣”，并认为德国政府对中国革命怀有好意，决定前往德国寻求帮助，所以没有立即回国，而是转赴欧洲活动。到欧洲后，外国报刊广泛报道他与各国银行联系，争取财政援助。国内媒体也大肆宣传他在国外筹措款项、购买军舰，须“劝募足额，始能归国”，因此独立各省对他期盼甚殷，若大旱之望云霓一般。12月25日，孙中山刚从欧洲回到上海，有外国记者就迫不及待地问他：“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他答曰：“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另据时人回忆，黄兴、陈其美等在四川路为孙中山开盛大欢迎会，“会间有人询孙携归若干饷械？孙大笑答曰：‘余携全副革命精神，载得满船欧美民气而回，饷械何足计哉！’闻者忍笑不禁。次日，大炮法螺之谣，遍上海矣”。这就是孙中山被取名“孙大炮”的由来，钱玄同说孙中山去世半年前才被称为“孙大炮”，恐不确。
此外，有亲历者言之凿凿，说孙中山之就是凭借这种“大炮法螺”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返国到沪，“乃与党人协商，并自谓伊在美募有美金千万元，兵船十只；如在宁组织临时政府，举伊为临时大总统，可将钱及船献出为政府用。此时各方为组织临时政府事，正无办法；孙先生为中国革命领袖，如能担任危局，各方实所赞成。商之代表团，亦认可。于是……举孙为临时大总统，黎为临时副总统”。这种说法无从考证，但白纸黑字，记录在案，某种程度上对孙中山的形象也是一种伤害。
一般认为癸卯年以后，孙中山是具有崇高威望、举国公认的革命领袖，谈振兴中国，丝毫绕不开他，但从辛亥时期他被取、用的名字来看，上述说法有水分。尤其从欧洲回国后，其空谈的一面被凸显后，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瞬间下降不少，可以说从神坛走向平凡，并如钱玄同所言一直持续至其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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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你的名字：“孙中山”、“孙汶”、“孙大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