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月清风
01
宽容与刻薄是两种看似水火不容的胸襟和气度，可二者却有机地统一于袁盎一身，并在其主演下，演绎出一幕幕历史活剧。
袁盎乃汉朝早期政治家，与晁错同朝为官，曾有无双国士之名。袁盎在汉文帝时，曾出任过吴国丞相。景帝时，被调任回京，在朝为官。因这一“前科”，吴王挑头谋反时，景帝便派袁盎以太常的身份出使吴国，希冀其能劝说吴王，打消谋反念头。
然而吴王蓄谋已久，哪里会听。可吴王深知袁盎的才干，企图借机扣下袁盎，让其为己效力，帮助其以展“鸿图”。袁盎深知吴王的为人，当然，理智也告诉他，谋反不会成功，因而，任凭吴王怎么忽悠，袁盎始终不肯点头。见袁盎态度坚决，吴王大为恼火，便安排手下的一名都尉带领五百余人将袁盎软禁在军中，想寻机除之。
哪知人算不如天算，令吴王没料到的是，围困袁盎的校尉司马，曾经是袁盎在吴国担任丞相时的从史，因私通袁盎的婢女，被袁盎发觉后畏罪潜逃。袁盎知悉后，亲自策马，上演了一出月夜追韩信的好戏，追回后，袁盎不仅未对其处罚，反而索性把婢女赐给了这位给自己戴上了绿帽的从史，让其官复原职。这位从史，也即现在的校尉司马，也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如今见恩人袁盎被围，有生命之虞，当即便变卖随身财物，购得了几坛高度白酒，灌醉了看守的士兵，乘着夜色，割开营帐，救出了袁盎。
但凡有点血性的男人，没有谁能容忍给自己戴绿帽子的情敌，更遑论权贵。可是贵为国相的袁盎却偏偏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不仅忍了，而且还出人意料地成人之美，可谓是宽厚大量。这还真应了那句：“丞相肚里能撑船”。但，且慢，就在“撑船”之后不久，在另一件事情上，即在与晁错的互动中，又让我们见识到了另一个不一样的袁盎。
晁错也是西汉早期的政治家，与袁盎生于同年。晁错可谓是雄才大略，少年得志，且处处力压袁盎一头。因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很多同僚对其是羡慕嫉妒恨。袁盎也不例外，甚至还变本加厉，以至达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好像双方都十分恶心对方的面孔，一方在，另一方立马走人，二人同朝为官多年，竟从未在一起言说过一次。二人为何不和？史书中并未交待，我们也不好妄自揣测。
汉景帝即位后，晁错出任御史大夫，一上任，就公报私仇，望风捕影，派人调查袁盎在任吴国丞相时所谓的贪赃枉法之事，并要论罪处罚。景帝初任，彼时，还是个典型的政治“菜鸟”，未加深究，便听从了晁错的一面之词，可后来又觉得晁错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因此没有全盘接受，只是罢免了袁盎，将其贬为平民，以观后效。
不久，晁错又向景帝进献削藩之策，即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和削减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客观地讲，晁错的这一建议，对汉帝国而言，是一个强本固基之举，有利于帝国的长治久安，但在时机的把握和推行的方式方法上却多少有些失策，特别是与此后汉武帝时的大臣主父偃所提出的“推恩令”相比，就更显得颇有几分稚嫩和操之过急。
02
晁错的削藩之策，明显地损害了众诸侯的利益。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幌子，举兵谋反。晁错闻知后，就想当然地认为袁盎收受了刘濞的贿赂，且铁定袁盎参与了预谋。于是，晁错便与下属丞史商议，打算趁机进一步地打击袁盎。丞史觉得这事不太靠谱，有些“莫须有”的嫌疑，就劝说晁错，稍安缓动，看看再说。晁错因此而犹豫不决。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袁盎便得悉了消息。他非常惶恐，连夜求见了当时皇帝眼中的红人——大将军窦婴，反复向其分析说明吴王叛乱的原因，力图撇清晁错强加于己的一切不实之词。同时，他又请窦婴代为疏通，请求面见景帝以便为己辩解。窦婴禀告了景帝，并随即召见了袁盎。袁盎进宫后，发现晁错也在场，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即，他就请求景帝屏退左右。
待晁错刚一出门，袁盎就急不可耐地竭力为己申辩，后又忙不迭地献策：“吴楚叛乱目的在于除掉晁错，以便恢复原来的封地；只要斩了晁错，赦免吴楚七国的罪行并恢复他们原来的封地，就可兵不血刃的消除叛乱。”景帝到底是年轻，未加深思，便采纳了袁盎的建议，遂腰斩晁错于东市。可怜一代英才晁错，竟成了景帝的替罪之羊。
最后的结果人人皆知，晁错虽死，七国的叛乱却并未作罢，反而愈演愈烈，最后凭借周亚夫之力，历时三个多月才成功镇压平叛。叛乱平定后，袁盎被景帝任命为楚相，不久，因病辞官回乡，但景帝仍时常派人向其寻计问策。
后来，景帝想立当时的梁王刘武为储君，袁盎得知后，当即进言劝谏，景帝遂作罢。梁王刘武因此而十分怨恨袁盎，并派人前去刺杀袁盎。第一个刺客来到袁盎的家乡后，到处打听袁盎的为人，结果众人皆称赞有加。见此，刺客遂放弃了刺杀的计划，并提醒袁盎要多加小心，以后梁王还会派人前来刺杀。
袁盎心中不快，再加自己的家里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桩桩怪事，便到当时著名的算命大师——棓生那里占卜吉凶。可是在返家途中，当他走到安陵城门外时，被随后派来的梁国刺客刺杀而死。
晁错与袁盎，一对年轻有为的政治才俊。一个46岁被腰斩，一个50岁时被刺杀，皆英年早逝，非正常死亡。
事后证明，在吴王谋反这件事上，袁盎与晁错二人皆大错特错。袁盎事前并不知吴王要谋反作乱，更未参与其谋划，晁错却进言景帝除掉袁盎。同样，袁盎讲的只要杀了晁错，就可兵不血刃地消除叛乱，也是相当不负责任的荒诞之语。
其实，以袁盎的聪明和其对吴王的洞悉，本就不该提出这等荒唐的对策。吴王的叛乱，其实早有端倪，且由来已久，削藩也好，清君侧也罢，只不过是个借口和幌子而已，其真实的动机和目的，则是想取景帝而代之，以登大位。即便是没有晁错的削藩之策，吴王也迟早会逮个其他的由头而兴兵作乱，晁错的削藩策，只不过是起了点催化剂的作用或是给其作乱提供了一个口实而已。对此，袁盎虽不能说洞若观火，但至少也是心知肚明。可为何袁盎明知不可，仍揣着明白装糊涂，给景帝出下这等馊主意？没有别的，借刀杀人而已。
03
戴“绿帽子”，这在常人看来是奇耻大辱的事情，袁盎却能抛却前嫌，宽以待人，表现得何等的大度。但在涉及国家安危的大是大非面前，在最应大度的事情上，他却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公报私仇，借刀杀人。其前后表现得为何判若两人？
袁盎与晁错皆以才识过人而被重用，又同朝为官，年龄相当，且皆以君子自诩。因此，在外人看来，或从一般意义上讲，二人理应惺惺相惜，尤其在大敌当前，更应抛却前嫌，精诚团结，共纾国难。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二人从一开始就不和、交恶乃至势不两立，且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袁盎为何不能把用在从史身上的宽容，移置到晁错身上？这事很难吗？
其实，这并非难易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核心利益的取舍。前者从史私通婢女，无非是触及了袁盎的一点蝇头小利，且触犯者，并未想与袁盎为敌，只是因受荷尔蒙的驱使，欲令智昏而已。虽然表面看，或在一般人的眼中，从史之举，属伤风败俗、大逆不道，不可接受，但对一门心思欲出人头地或急于扬名立万的袁盎而言，这都是不足挂齿的些许小事。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则，此事所涉之女终究是个婢女，连个妾都算不上，虽然也曾是自己的红颜，但却不是原配和最爱。再是这样的婢女，对袁盎这样地位显赫的官员而言，可随手拈来，替代的人选很多，根本影响不了袁大人的性趣和幸福指数。最重要的是借此送个顺水人情，不仅可俘获人心，还可秀一把自己大度宽容的名声，何乐而不为？当然，至于以后从史的知恩图报，则可能大大出乎了袁大人之所料。
而与晁错的交恶，这其中虽说有晁错的不仁不义在先，但从根本上讲，则是因为晁错触犯了袁盎的核心利益，即自己的生存以及仕途。更深层的原因也许是，袁盎见不得他人或同事比自己优秀，或过得比自己好，职位比自己高，特别是与自己年龄相当或年轻于己的同行、同事，那更是不能承受之重。一言以蔽之，妒贤嫉能而已。所以，虽然事关国家的兴衰大局，虽然你晁错是国之栋梁，不世之才，但我袁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有将你除之，害之，我才能后安、后快，甚至后升。袁盎的刻薄不仅在与晁错的博弈中暴露无遗，其先前在与丞相周勃和申屠嘉的交往中也不乏刻薄的影子，甚至对皇帝身边的嫔妃和宦官他也毫不留情，不曾有丝毫的手软。
其实，这种双重人格或双面人现象，在很多所谓的君子身上，皆有所表现，不过表现得有轻有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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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连手下与小妾偷情都能忍，为什么却容不下一个晁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