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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城保护与开发——北师大二附中代表队在中学生传统文化高端论坛上的发言

关于古城保护与开发
——北师大二附中代表二队在高端论坛上的发言
一、 “梁陈方案”及其利弊分析
新中国建立定都北京后,如何进行北京的城市规划成为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议题,而其中讨论的重点又集中在如何安排首度行政中心上。“梁陈方案”就是在此时提出的,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为原则的对于北京的一套城市规划体系。
姑且说这套方案的城市布局前身参考了日本占领北平时留下的“城郊新市区”。“城郊新市区”是公主坟以西建立的一片功能综合性的“新市区”,承担行政、居住、商业与部分工业生产职能。当时政府已经意识到北平拥挤,要利用西郊解决疏散的问题,也知道这个新市区有综合性功能,因此沿用“城郊新市区”一度成为呼声很高的方案。但“梁陈方案”中提出,“新城区”距旧城太远,因此将整个新城区向东移至公主坟以东,复兴门以西的位置,比邻旧城区。同时提出,修建东西、南北走向两条中央大街,南北与长安街连通。新城区承担行政办公职能兼有行政人员住宅区,同时设置新中心同城内文化风景区,博物馆区,庆典集会大广场,商业繁荣区,市行政区的供应设备区等功能区。将政府建筑建筑在长安街沿线。
众所周知,“梁陈方案”最终并未实施,这也成了当今很多人的一大遗憾。在这其中人们对于此方案最为认同的一点便是它充分保护了北平作为古都的面貌,因为主要将建设放在新城区,因此旧城的文化氛围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同时,这样的做法避免了古城的大面积拆迁,降低了经济成本。此外,将城市功能区中至关重要的中央行政区移向旧城外围,实际是为今后带动北京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最后,新旧城的规划中将多种城市功能配套集中,例如将中央行政区与行政人员住宅区同时规划在新城中。如果熟悉北京的朋友可能了解,天通苑是一个多功能的住宅区,平时市民的大部分活动都可以在天通苑内完成十分便利。但是区域内并没有工商业区,意味着所有的居民都要从郊区赶往市里上班,所以早晚高峰时那里的交通状况其实十分惨烈。这样的设计使市民城市活动更加简便,避免了跨区域的交通混乱。
但这样做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造成了一种静态的功能分区。它在新城区内将行政区、商业区、住宅区分开,这样的做法某种程度组织了不同功能区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不利于激发城市的活力。此外,这样的城市规划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是很难达到的。文化要建立在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丰富基础上,其中古城保护与新城的大量文化设施建设实是有些超前。此外新旧兼顾的观点以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确实困难,可见这个方案可以说是“生不逢时”。

二、北京城现在的发展状况
北京城目前正在走出同心圆的发展模式,向多种发展方式并存的方向迈进。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北京市,大都是在同心圆的规划方式下营建起来的。我想,在座的北京同学应当熟悉,外地同学应当已经了解到,在北京可以数出一二三四五六六条环路。这是同心圆模式最直观的写照。因此,它又有一个直观的名字,叫做“摊大饼”。
虽然摊大饼模式不太好听,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首先,摊大饼模式能够快速集中各个城市功能区。由于这种模式与理论的经济区位因素互相重合,因此可以加快区域间的分化,促进区域间的发展。
其次,摊大饼模式可以快速扩大城市的规模。在座有不少山东的朋友,想必很熟悉摊煎饼的图景——一团小面糊很快就能成为一张大煎饼。期间,这团面糊要不断的向外旋转扩张。比起以直线轨迹向外或是其他运动方式,这是一种最快速的方法。放到城市上,摊大饼模式具有其他模式所不能有的扩张力与扩张空间,因此,这种模式可以快速营建大城市。
第三,摊大饼模式能够增强城市的影响力与吸引力,这与城市的经济实力提升与规模扩大密不可分。我们看到,三者其实是互相联系的。
当然,摊大饼模式依旧是问题明显的模式。我不知道外地的朋友有没有感受过长达一到两个小时的大拥堵,这在北京是有的,在其他使用摊大饼模式的城市都是有的。由于城市交通与城市住宅区没有完全配合,导致了城市的拥堵现象,比如说北京南城的交通系统与人口比例不配套。很多人家就在胡同里面,胡同里面是很窄的,汽车进不去,通行很不方便。
在住宅规划方面,摊大饼模式也有明显的问题:住宅过于集中,居住环境不佳;老旧住房林立,住房翻新难以解决。大饼由内向外摊,内部最老旧,然而内部的地价却会不断的上升,这样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综上所述,在一个城市想要快速发展的时候,摊大饼模式是可行的;然而一味的坚持无序扩张下去,就会不断暴露出问题。
相比而言,梁陈方案的设想,则是一种开头难,发展慢,前进稳的模式。比如说在东部建成工业区的设想。这个设想固然好,但是需要较强的经济力。工厂总是在能占便宜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因此,如果想要使工厂集聚,就要让它们占便宜,相应的政府就要吃亏,政府吃的亏就是人民吃的亏。这就产生了阻力。相比于资源的集聚,有阻力的集聚必然拖慢了城市的发展。如果我们采用了梁陈方案,虽然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大北京,但是要耗费太多的时间。我们在上文也说过,同心圆模式快速发展的优势是紧密联系的,缺了一个优势就等于少了另外两个优势,这就使得梁陈方案的规划模式在增速上与摊大饼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并且,保留古建筑势必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城市的用地是有限的,资源需要合理配置。在旅游还是奢侈的时候,保护古城古迹只能被理解为文人的一厢情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保留会被视为保守与资源浪费。
但是梁陈方案一旦发展起来,可就不得了了。古建筑的保留为北京提供了历史文化产业,也增强了北京的文化活力;行政中心的合理设置使得中央对全局的调控更加轻松;道路的有的放矢更能缓解交通压力与城市病,北京的整体将是一个互不限制的协调发展。
梁陈方案显然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方案,然而在当时却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设计,因此未能实现。现在的北京城市规划,倒是可以参考梁陈方案。

三、今天,我们如何对待旧城?
在前几天,我们刚刚从西安的社会实践旅程中返回,也看到了西安的得到了完整保护的明代古城墙。夜晚,灯火辉煌的古城墙巍然矗立,宛若一道美丽的风景画。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旧城保护对于目前西安的城市建设带来的制约:有了城墙的阻隔,西安的城市用地规模严重受限,道路交通的发展也很难有更大空间拓展。为了与城墙的风格相适应,整个西安旧城都是清一色的素色、低矮建筑,不利于城市现代化发展。
城市的形成,来源于人类聚落的不断扩大,是文明在发展中衍生出的必然产物。一切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现代化,因此城市的新旧更替,是不可逆的。古城,是先代文化的镜子,是历史的见证,是一种文明深入血脉的传承,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应该得到,而且必须得到保护。但问题是,我们同样不能因为旧城保护而牺牲了城市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二者如何平衡,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并非专业的城市规划人员,因此也拿不出比梁思成、华南圭等不同学派的建筑学泰斗们更加专业的改造方案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凭借我们热爱古城文化的一腔热血,对今后旧城保护提出的几条建议:
(一)不能照搬其他案例
目前,许多国际化大都市都在进行城市规划改革,如大巴黎、大伦敦、大纽约的卫星城建设,这些城市试图通过多个中心的分散改造缓解目前主城区的压力,更好地保存老城的建筑。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北京,乃至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的“环路”模式,并不能完全契合其他一些国家的网格状城市布局。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上述城市的规划是“直角坐标”,那么北京的规划便是“极坐标”,一旦确定了一个中心,就不断向外“摊大饼”,只能在外部新建其它次级中心,而很难像梁先生当年所言,在今日再将原有的中心打破(否则城建成本将不可估量)。
(二)城市建设不能有“一言堂”
这是从两方面来考虑:首先,不能盲目迷信一家之言。今日许多人选择追捧当年的“梁陈方案”。请注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方案不好,其实在古建保护方面,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上前不见古人的伟大构想。不过这个方案的利与弊,刚才我们已经系统地分析过了。可能因为“梁陈方案”能够更好地保护了如今我们已失去的一部分古建筑,因此很多人对这一方案的弊端选择性无视了。也有一些人把梁思成先生以“中国建筑学鼻祖”的身份供了起来,言必称梁思成,其实完全不能客观分析其成果;还有公共娱乐媒体因为先生和徐志摩、金岳霖、林徽因之间的故事而对其大肆渲染。这些情况,倘先生泉下有知,也定会感到痛心吧!
其次,决策者的“一言堂”也是要不得的。决策者应多听一听专家们的意见。文化上的事,有时五年、十年内都根本看不到成果,但时间长了,其精神内核就会慢慢发挥作用。这并不是决策者仅考虑短期利益就能实现的。
(三)先辈们错过的,我们当代人不能错过
六十多年前人们的文物保护条件和意识,自然是无法与今天相比的,所以我们也完全不必以今日的标准去苛责当时的什么人。那时的文物工作者们,或许正像老舍先生名篇《断魂枪》中的那位老镖师沙子龙,理解文化的意义,却迫于当时的压力而无从传承。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一些拆城墙、拆牌坊的理由,时至今日是断然不能成立的。当年的城墙年久失修,成了垃圾场,所以现在一些脏乱、颓败的小胡同就统统要拆?现在的修缮、清理条件可远远好于当年啊!在用当年的理由搪塞现在的问题,是断然不可的。
(四)祖先的建筑,是绝对不可失去的宝贵遗产。
现在,对于传统文化哪些该继承、哪些不该继承,争论很大。但我们认为,仅就老城这一点来说,是绝对有继承价值的。因为老成可以为我们保留祖先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感到浮躁、忙碌的时候与祖先有一次深入心灵的交流,也可以让现在世界趋同于西方摩天大厦文化的时代保留一份东方文明的根脉。建国初年,我们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忍痛选择拆,但这并不意味着红卫兵小将们毁掉的那些东西真的从不应存在于世上。
(五)城市现代化不可逆
先哲们的建筑蕴含了很多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一成不变地走先人们的路。
当今时代,人口爆炸,土地压力陡增,人类“向天空要地”的路已无法回头。老建筑模式,好!但这在当今特殊的背景下,只能作为一种奢侈的消费,而不能作为城市发展的常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发展模式,我们尊重前人,不但表我们迎合当代、扭曲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