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仲夏,涧河涨水。村里人害怕,淋着雨往土窑顶上撤。不到一个时辰,水就灌进了我们家的三孔土窑。
那年,洛阳普降大雨,四条河都涨水。父亲在城里工作,不知轻重,还跑去看洛河涨水。母亲差我到城里找父亲,父亲才知家里遭了灾,愧疚地回来盖新房子。
新房子是村里统一规划的,后退涧河百十米。我们一住进新房子,土窑就废弃了。土窑冬暖夏凉,适合贮存萝卜、白菜和红薯。这成了土窑的唯一用处。
父亲退休后,经常在暑天夹张凉席去土窑里乘凉。母亲也经常往土窑里放杂物,或从土窑里拿东西。我却不敢去,即使去拿白菜,也要拉上弟弟妹妹——土窑墙上的水际线像一条鞭子,我怕看到。
刚刚乔迁新居时,土窑院里的那棵老枣树依然精力旺盛,疯长得超过了窑顶。它结枣时,母亲时常站在窑顶,驱赶着树上的小鸟和淘气的孩子。枣长到青红兼半时,母亲就拿着竹竿,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打下来,除了让我们尝鲜,余下的就晒干收拾起来,做药引子或熬汤用。收秋后,成串的玉米棒子被母亲挂到那棵老枣树上。
过了几年,老枣树开始罢工,枣结得稀稀拉拉的。母亲很着急,却没办法,从此不敢再往老枣树上挂玉米棒子了。即使这样,老枣树还是老了,连花都不开了。土窑的木门也朽成了“偏瘫”状,被我取红薯时一使劲儿给带坏了。我忐忑不安地告诉了母亲,母亲没有埋怨我半句,说总有一天会这样,幸亏门轴好好的,修修就行了。母亲一声令下,父亲就找人修好了门。我倒不解了,土窑里又没贮藏贵重东西,敞着门又何妨?
后来,父亲挖坑,母亲浇水,开始在新家的院里种枣树,树没成活,就改种樱桃树。樱桃树好活,3年就结樱桃了。每年5月,樱桃树成了全家团圆的轴心。每次回去,我都会捎很多大枣,让母亲熬药煮汤。说起那棵老枣树,母亲仍很纠结,说没有照顾好它,要不那枣是吃不完的。
今年回去过年,父母让我去打扫土窑,给土窑贴春联。土窑都没人住了,还贴什么春联?我不想去,母亲不依,说:照往年贴吧,别断,这一贴就有了人气,没有人气的房子坏得快。我只好去了。
破五那天,一家人团坐,父亲从箱底取出一个首饰盒,拿出一张手写的卖房契约,郑重地交给我们,我们才知道那三孔土窑是当年父亲入赘时买的。原房主姓耿,是倒腾古董的,把土窑卖给我们后就不知所终。当时这三孔土窑是花27块钱买的,使用期限是40年,明年就到期了。
父亲说,如果姓耿的来了,你们就把门钥匙交给他,还要谢谢人家,让咱们有了家。原来,父亲疾病缠身,他怕有意外,才抖出这个秘密。母亲有些伤感地说,当时住着时,有人见姓耿的来过,只在窑顶转了转就走了。村里人都说,姓耿的在土窑里埋有宝贝。父亲说,这话说了几十年,纵然有宝贝,那也是人家的,咱们不能动那心思。
其实,土窑已经破败了,即使窑归原主,耿姓人家也不会住了,更何况他们还不一定来,但是归还的承诺一定要兑现,这是父母传递给我们的,即使今生不能再见耿姓人家,我们也要把这份承诺传递下去。
THE END
晚报副刊精读
小编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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